当时太原受到猛烈围攻，粮援两绝，已到了析骨而炊，易子以食的绝境，朝廷并无积极救援的措施，这时却忙着对王安石的功罪进行再评价，下诏太学，撤去他的画像和“十哲”的地位。

“不管防秋，却管《春秋》。”

这一条是指吴敏拒绝采纳种师道屯兵大河两岸防秋的建议，却忙着具札子“乞令学者添治《春秋》一事”。

“不管炮石，却管安石。”

炮石指金军撤退时，曾在西门外遗留下五百位大炮，至今无人收管。老百姓已经有远见地看到金军将再度围攻东京，而朝廷方面，并无任何准备，却根据国子司业杨时的一道奏章：“王安石《三经新义》邪说聋瞽学者，致蔡京、王黼因缘为奸，以误上皇，皆安石启之也。”把亡国导乱的罪名都挂到王安石头上，要太学生议论议论，省得他们有功夫上万言书，混淆视听。

“不管肃王，却管舒王。”

舒王即王安石，王安石死后追封为舒王。肃王赵枢是渊圣的兄弟，奉命代替康王赵构为斡离不的军前人质，斡离不退军时，把他携往北方，政府不敢索取。

“不管燕山，却管聂山。”

太原犹未沦陷，朝廷尚且不能救，已经沦陷了的燕山府当然更顾不得去管了。聂山原任开封尹，这时升为同知枢密院事，渊圣问他：“山，大物也，何以为名？”他回答道：“臣素慕周昌之为人，乞改名为昌。”于是奉御笔改名为昌。这一条是渊圣亲自与聂昌之间直接打的交道，与吴敏无涉。

“不管东京，却管蔡京。”

佥军退师后，太上皇本人被李纲等大臣接回东京来，退处龙德宫。宣和权奸集团的成员纷纷受到处分。王黼、梁师成二人于解围前，已被诛杀。蔡京、蔡攸父子被放逐到广东的儋州和雷州，童贯放逐到吉阳军。至此，蔡京在潭州③病死，后来蔡攸赐死，童贯正法，连带赵良嗣也被诛杀。靖康主和的臣僚与宣和的权贵集团本来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因权利冲突，靖康诸臣唯恐有朝一日徽宗复辟，又是蔡京一伙人的天下，不如把他们都贬死了，以绝后患。同时也可以取得明正典刑，赏罚分明的美名，不失为一举两得之计。

由于首创“海上之盟”的赵良嗣已受诛戮，参加谈判活动的马扩也处于不利地位，他的冤狱，迟迟不得昭雪，可能与此有关。否则王渊、李质的诬陷十分明显，一审就可以判明是非了。何至于把马扩在真定狱中关了九个月，一直不能释放？这方面虽无直接的史料证明，道理却可以推想出来的。

平心而论，不管李邦彦、吴敏等人的动机如何，诛杀、放逐宣和权贵集团这些环蛋却是大快人心，十分必要的。把这一条放在“却管”里面，似乎不太妥当。

“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

“不管河东，却管陈东。”

这两条都容易理解。

“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二太子即斡离不，东京两次被围，最后沦陷，斡离不即为戎首。这里提二太子而不提大太子粘罕，可见在东京人的心目中也把斡离不看成为最可怕的敌人。太子即渊圣与朱皇后生的皇长子，围城时尚封为国公，此时正位太子。

十管十不管反映了东京老百姓对朝廷施政轻重缓紧失当的愤懑情绪。其重点在于谴责朝廷在军事上拿不出有效的办法，防止金军再度南侵。在这个问题上，者百姓十分敏感，而当局者，无论是徐处仁，无论是吴敏都已麻木不仁了，真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其实这些当权派并不都是瞎子、聋子、哑子，他们心里也有一整套想法：

他们最好是希望金军由于某种原因，改变南侵政策，停止进攻。譬^[pì]如说，一场大瘟疫，一场大地震，粘罕、斡离不、兀术，阇母、娄室等积极主张南侵的将帅，统统卷入了，个个死绝，一个不留，那就很有希望天下太平了。至少几年之内，金军不会南侵，这自然是上策。

万一既不发生瘟疫，也没有地震，金军一定要来，那也只好由它来。他们还有一个泥首乞降的办法。好在宋朝有的是土地财帛。金银财帛随它要，土地也可商量，贿以三镇不足，那就划黄河为界，如还不满意，再送多少都可以。只要存在一个小朝廷，他们保得牢太宰、少宰的官职就好，至于这个叫做宋朝或者其他的什么朝的疆域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倒也可以不计较，这不失为中策。

万一乞和投降都不行，金朝一定要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那当然可怕。为未雨绸缪计，他们也有一策。即在金军出动以前，先就借个因头，脱身而去，榴之大吉，把这里的国事，“投大遗艰”于后来者，虽然丢掉宰相之位，却可保牢身家财产，这也算得是一条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