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此万分感慨。

（三）

刘锜回顾了自己这段可耻的生活经历：

他是三年前从西北边防军中调到东京来当差的。犹如这些从边庭进贡到宫廷来的御马一样，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把这种调动看成为跃升的阶梯。他自己也带着年青人的炽旺的功名心和强烈的事业心来到京师。所谓事业，就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是军人，他想着手整顿在京师的禁军，那支军队历年来、特别在高俅当了殿帅以后，确已腐败不堪，必须大力淘汰更新，才能重振旗鼓，成为国家的劲旅。此外，他也希望有机会去前线效力，驰驱疆场，无愧于一个将门之子的本身职分。但是，无论要实现哪一项事业，首先就需要有一定的官职和地位，他知道没有官职地位就谈不到建功立业。他确实想做官，但在主观上与其说是为了博取富贵，毋宁说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在功名的道路上，他确是一帆风顺的。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东京的上层社会对于来自西北的灰仆仆的军人一般都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但对于刘锜却做了例外的事情。他们把官场和应酬交际的大门都向他开放了，供他在这里自由驰骋。刘锜之所以受到这种特殊待遇，是由于他具备了其他军人很少具有的优越条件：

第一，他有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刘仲武是当代名将，在种师道之前，多年担任西北边防军统帅这个要职，他的几个兄长也都已成为有名的将领。

第二，他本身也具有非凡的文武才华，他有长期从军的经历和作战的实践经验。他以胆略过人著称，在军队中服役时，曾经主动地深入虎穴，去当强敌青唐羌领袖臧征扑哥的人质，从而促成了一项和平谈判。这件英勇的行为，被军界中人传为美谈，也成为他到东京来的绝好的进身之阶。此外，他又具备着一个文土的素养，他的诗文书翰，都可与朝士媲美。当时许多人对他已有“文武两器、矫矫不凡”的品评。

第三，东京的官儿们特别欣赏他适应环境的能力。他仪度潇洒，谈吐风雅。他干练灵活，对上司不卑，对下属不亢，应酬周旋，都能中节。这些都是在上层官场，特别在宫廷中服务必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在一般军官中却是难于做到的。

凭着这些优越条件，刘锜很快被提拔上升，仅仅在三年的时间中，他就从一个普通的环卫官升到像他的年龄很少有过的侍卫亲军马军司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这样高的官衔。他受到官家赏识，成为亲信侍从人员，并且在实际上掌握了本司的大权。其他比他职位高的长官，例如殿帅兼马帅高俅、本司副都指挥使驸马都尉曹晟等都不过在本司挂个名。虽然这个名为掌管天下骑兵的衙门，也早已名存实亡，其实际的职务只不过管理官家的一个庞大的仪仗队和留在京师的一支残缺不全的骑兵部队而已。

东京的皇亲国戚、权贵显要跟随着官家的风向也对刘锜抱有好感，有的甚至颠倒过来巴结他、讨他的好。一般官场中都把他看成为大有前途的青年将领。张迪曾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中跟人打赌说：如果刘某人没有在五年以内当上枢密使，就剜去他的眼睛。

官家的嫡亲兄弟，官拜大宗正的燕王赵似，每次举行家宴时都少不了要邀请他们这一对贤伉俪，甚至脱略形迹到王妃、宗姬⑨都可以跟他随便见面谈笑的程度。掌握政府大权、声势烜赫的太宰王黼、宣和殿大学土蔡攸、殿帅高俅都蓄意结交他，摆出一副垂青的姿态，仿佛永远在跟他亲切地说：他建议的有关整顿、改革侍卫亲军以及其他的整军方案，都是十分必要和切实可行的，受到他们的支持，仅仅为了某些技术上的原因，一时还没有付诸实行罢了。如果他借机提醒一句他们偶而遗忘的诺言，他们就会惊讶地表示：这个他早已关照下去，难道还没有执行吗？那一定是被哪一级的混蛋僚属耽误了。“明儿”回去，一定要查它一个水落石出，不把这些混蛋一一参革掉，决不罢休。“今天”是被制造出来专供欢宴享乐之用的，一切正经事都该安排到“明儿”去办。这是政、宣时期的大官儿根据他们的宦场哲学研究出来的一项神圣原则，谁都不许冒犯。有时刘锜冒犯了这条原则，竟然敢于要求他们把办事日程提前一天，他们就会敏捷地举起酒杯来，防患于未然地把这种可能要发展成为不愉快的情绪溶化在琼浆玉液中，消散于歌云舞雾中。

刘锜不但是官场中的骄子，也是东京歌肆勾栏中最受欢迎的风流人物，这两者——官场和歌场的地位虽然悬殊，其性质却是十分类似的，官儿们必须出卖自己的灵魂，才能够博得缠头去收买歌妓们的内体。他们实际上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出卖自己，不过歌妓们公开承认这种买卖关系，而官儿们却要千方百计地把它掩盖起来。两者的不同，只此而已。官场和风月场是东京社会生活中的两大支柱，缺少了其中的一项，就不成其为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