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胜利来得突兀，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萧干的首级是真的。东京西城颜家巷有一家家具店，号称“名作正店”，活计却做得十分粗糙马虎，名实不符，东京市民就把一切做得不牢靠的生活统称之为“颜子生活”，后来还引伸扩大到一切冒牌货、西贝货都称为“颜子生活”。这条口语一直流行到辽、金。辽人、金人嘲笑宋朝政府上了别人的当，或者钻入对方为他所设的圈套时就说“错买了颜子”。如今东京老百姓也嘲笑官家收进一颗假首级却付出不少赏金是买进一阵“颜子生活”。

大约在东京人的心目中，官家做的事情，特别是有关边境的军政大事很少不是“颜子生活”的。但这次倒冤枉了他。根据各方面的考证，这颗萧干的首级货真价实，并非虚头。朝廷真戏真做，大题大做，告庙称庆，确实有它的理由。而郭药师更因此捞进一笔很火的政治资本，从此他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官家也因此确立了倚他为“北边长城”的边防方针，并且逐步把燕山一路的军政大权下放给他，骎骎乎有与童贯并驾齐驱之势。

最后一任的燕山路安抚使蔡靖，虽然名义上仍是安抚副使郭药师的长官，但却只好仰他的鼻息过活，根本不能有所作为。他除了不断密疏朝廷预言郭药师必反之外，井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防止或限制郭药师的活动，而朝廷对于他的密疏，也照例来个相应不理。这样，蔡靖的日子倒过得十分清闲，每天与幕僚和儿子蔡松年诗酒唱和，再不然就是酒后发发牢骚。这父子俩写诗文、发牢骚的本领倒是有的。

蔡靖当着外人的面，称郭药师为“汾阳”。汾阳是唐朝大将、以尽忠帝宝著名、后来因平定安史之乱等大功封为汾阳郡王的郭子仪的代称。这个称呼极尽赞美恭维之能事。但他在儿子及亲信幕僚之间却直言不讳地称郭药师为“轧荦山”。轧荦山正是被郭子仪等平定的唐朝叛逆安禄山的小名。安禄山在叛变时，身任卢龙节度使，他的根据地正好也在燕山府。如果说郭药师入朝之初，逆迹未萌。赵隆就把他比为安禄山，未免为时过早，则现在郭药师擅地自雄，目无朝廷的事实，路人皆知（只有朝廷还对他存有幻想），蔡靖这样发发牢骚，可以说是接近事实的。

两个截然相反的称呼都传到郭药师耳边，但无论是帝室荩臣的郭汾阳也好，无论是巨憝神奸的轧荦山也好，对他同样都无关痛痒。手里有了六万精锐部队的郭药师对于单凭三寸毛锥和三寸不烂之舌混日子的文官们的毁誉早已不放在心上了。

把蔡靖这样级别的直接长官看得一钱不值，无足轻重，郭药师的气焰可想而知。这就是童贯再次出山时面临着的棘手局面。

（二）

要打败谭稹。把他撵下从自己手里夺去的宣抚使的位置，并不需要花多少气力。要战胜官家，收复他一度丧失的官家对他的倚任，那也决非难事，他确信到头来总是官家要来就他之范，而不是他去就官家之范。童贯在再度出山以前，脑子里反反复复筹划着要对付的劲敌不是别人，而是他在内心中有几分怯惧、又多少存在一些幻想的郭药师，他已预作种种布置，也已设计出几套方案，只待复职令一下，就要使出狮子搏绣球的全力来对付郭药师，无论用软的或硬的手段，无论是笼络、欺骗、愚弄、威协，或以名位相压，或以实力相制，或以金钱美人收买，或者派人打进去，或者把他的亲信部下拉出来，只要最后能使郭药师乖乖地听他的话，接受他的指挥，就他之范，这一切手段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似乎对付、争取、压制郭药师就是他童贯出任宣抚使的唯一目的。

复职的朝旨明令发表后，童贯上给官家的第一道奏疏中就提出要求把马扩从京师调回太原的宣抚使司供职。奏疏中对马扩的才能备加赞扬，还带点威胁的口气说：“臣幕府中如无马扩其人，臣岂敢贸然北行？”看来太医邢倞从内臣黄经臣那里听来的消息是可信的。

难道童贯真是这样欣赏马扩吗？不，童贯并不喜欢马扩，也不信任他，在重大的问题上，常常拒绝马扩的合理建议，因而使马扩十分愤懑，这有往事可证。第一次伐辽之役，兰沟甸战败后，马扩竭力反对撤兵进雄州城，主张在城外构筑阵地，调整军容，侍机反攻。童贯表面上接受，暗中却听了刘鞈的话，严饬种师道撤师，以致造成全线溃败。第二次伐辽之役，童贯又与刘延庆、赵良嗣吹吹唱唱，准备请金兵进取燕京，然后以金帛赎回。他不顾马扩的坚决反对，反而以朝命迫令马扩为国信副使出使金邦谈判，贻后来无穷之祸。燕京惨复后，童贯出于私心，把西军陆续调回西北复员，致使常胜军坐大。在这个问题上，马扩又曾多次与童贯力争，结果毫不生效，西军还是复员回去了。

老官僚的童贯只看到他们一伙人和他个人的眼前的利益，只有碰得焦头烂额时才会想起劝他曲突徙薪的人。莫非童贯也看到他的处境不妙，所以一定要把马扩请来。然而请来后，又未必能够亡羊补牢，采纳他的意见。因为在新的形势下，又有新的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妨碍他为全局、整体、长远的利益作出正确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