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良心”呢?对于他,除了公事,还有一个反躬自问的良心问题。
他想起圣人之训。他明明想推荐儿子,临时又产生了恐怖心,反而硬说他想推荐的就是马扩。这首先就犯了“欺人”的罪名,把可能要压到自己儿子头上来的杀身之祸,转嫁到马扩身上去,这又大有背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还有他与马氏父子素来熟识,彼此很有交情,当年在静塞古堡和羌人谈判后,他从一个中级官员,一跃而升至微猷阁待制的显要地位,这一大半是靠马政的功劳。人之父有德于己,而推祸及其子,“以怨报德”,又是圣人所深戒的。一举而有三失,显然违背了他平日自持的道德标准,使他十分内疚起来。
道德家用道德来炫惑别人,好像魔术家用魔术来炫惑观众一样,他虽然要求别人相信这是真实的,他自己的内心中却十分明白那是虚伪的。道德可以用来约束别人的行为,但决不能约束道德家本人的行为。这在业余的道德家固然如此,在专业的道德家则尤其是这样。
要替刘鞈说句公道话。在专业的道德家中间他确是个例外的人物。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用道德来欺骗别人,同时也欺骗自己,两者都没有自觉。他对别人提出很高的要求时,确信自己也可以做到,当他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时,认为别人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他从来不怀疑自己是个真正的“君子”,因此才可能在这类纯粹属于利害关系的考虑上感到内疚的痛苦,感到所谓“良心”上的不安。这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中间人物。
怀着这颗内疚的心,他回到参谋处,就把儿子找来,详细地告诉他会议的结果(只是隐瞒了他最初要把儿子推荐上去的心理活动),要他立刻去转告马扩,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如果马扩对于这项使命没有异议,那么八面摆平,皆大欢喜,谁也不必替谁负责。如果马扩不愿出使,那么他在事前已经通知过他,使他赢得时间,可以在宣抚使面前托词婉辞这个差使。而他自己也可借此弥缝心里的内疚,减轻精神负担,偿付这笔道德上的债务。
但是并非道德家的儿子跟父亲的想法却不一样。
既然这番出使如此重要,又是如此危险,那么父亲为什么不替他争取?越是危险的地方,他越要挺身而上,以炫耀自己的勇敢,显示出自己无所畏惧的气概。
“马子充去得了的地方,为什么我刘彦修就不能去?”这个大好的机会被郎罢(他也是个福建人)生生错过了。现在他既不能使宣抚使推翻成议,改变出使人选,又不愿屈居马扩之下,要求去当他的副使。这两件都做不到,他只好等以后的机会再说,心里十分懊恼。
他到宣抚司去找马扩,没有找到他。
“这个马子充算得是什么宣抚司的人?”司里的人员抱怨道,“你要找他,还是到他娘家去找,才有着落。”
“休提那个姓马的小子!他是匹没笼头的野马,既不应卯,又不请假,到处乱跑,几天也没有影子。”
“宣相刚才找不到他,正在大发雷霆。已经打发五七个人到处去追寻他了。”
刘子羽连夜赶到统帅部去找他,那里的人也说已有好几天没见马子充了。两处都没有他的踪迹,这匹没笼头的野马跑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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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当时对辽统治地区中的广大汉族人民的统称,并无贬义。
②元祐是宋哲宗年号。元祐九年(1094)四月改元为绍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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