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争胜负于俄顷之间，戎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今日有利于我者，明日未必不转而有利于敌，怎容得迁延耽搁、从容计议？”他带着一点激愤说下去，“我军远来，锐气方盛，人心向顺，正好乘势一战。不意宣抚司下了那道命令，恰似兜头一瓢冷水，寒了大家的心。日昨又处分了杀敌有功的将士，赏罚颠倒，人心不服，挫辱士气，莫此为甚。如再因循苟且，旷日持久，到了那时，进退两难，悔之晚矣！”

刘鞈没有回答他的话，却闭起眼睛来摇头，然后苦笑一下。这个表情的含义是明白的，它表示：他刘鞈本人即使十分同意你种师道的见解，但是童贯的刚愎自用，却为你我所深知，你都统制尚且不能够说服他，我行军参谋又怎能以片词只语改变他的主张？

这个表情种师道也是十分熟悉的，它使他回忆起过去在西北共事时，刘鞈比较偏向他的立场。“老朋友也有他的苦衷，倒也不能见怪于他。”这时种师道已经在自己心里把刘鞈当作朋友了，代他找出理由来为他辩护。同时他也有满腹牢骚，要在朋友面前发泄，自从出师以来，种师道从未感到自己像今天这样软弱无能。他种师道从军四十多年，当他还是一个偏裨的时候，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就是一个赋有全权的偏裨，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号施令，不会受到干扰。现在他身任都统制，正在进行一场赌博朝廷命运的战争，而人家偏偏把他放在无所作为的虚位上，一切事情作不得主，连说句话也得请人转达，这种情况，怎不令人气短！

“刘参谋，刘参谋！”他带着沉重的心情说，这时他对办好事情已经不抱希望，而只要求发泄一下不满的情绪。种师道是这样一种人，看起来深沉不露，实际上却也不是槁木顽石，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有时是出于意外地强烈的：“俺种某老矣！拼着这垂暮之身，报效朝廷，还有什么顾虑？但不忍看到童太尉的所作所为，隳坏大局，贻祸朝廷。你刘参谋千万看在官家面上，相机转圜才是。”

这话显然说得重了，刘鞈知道他这番话是带着自己的感触和强烈的不满而发的。凭他们相处多年的经验，他知道要在童贯和种师道这两个都是刚愎自用的长官之间调停、弥缝，确是非常困难。而命运偏偏要把他放在他俩之间，过去在西北如此，现在到河北来又是如此。他刘鞈今年活到五十五岁，已经长着满头白发，他的一生，忙忙碌碌，栖栖遑遑，似乎只是要做好一个调停者的角色。他记起了他的前辈范纯仁，一生都处在两党的夹缝里，被人称为“头白调停范纯仁”。他自己不幸也落到这样的命运，真是十分可悲。

作为一个调停者的为难之处，是他在调停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是非”和“利害”之间的矛盾。他常常承认种师道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富有经验，符合常识的要求，而且思虑周密，各方面都能兼筹并顾。可是童贯却代表着一种可以左右许多人命运的势力，童贯所拥有的这种势力自从他与王黼合作以来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对于刘鞈的仕宦生活和一生奋斗的目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种师道所代表的理智和常识与童贯所代表的权势对他都发生深刻的影响。如果他选择了是非，就难免要牺牲个人利益，反之也是如此，很难找到两全的办法。因而，每当他俩发生纠葛，需要他出面求调停，有时又不允许他模棱两可，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时，他就不能不同时考虑着这两种因素而发生剧烈的内心冲突。

做一个心安理得的堂堂正正的人呢，还是做一个飞黄腾达，一帆风顺的官儿？这也是刘鞈心里常在摇摆着的问题，这个矛盾似乎也是不能调停的。

其实最妙的办法，莫过于老老实实地承认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蔡京就比他聪明得多，一语道破真相：

“既要做好人，又要做好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两者不可兼得。能做出这样的承认，事情就好办得多，只消选择其中的一个就好，比如他刘鞈无论在做官或做人这两方面都比不上蔡京聪明，却偏要掩盖这个事实，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已经找到调停的途径，认为理性和权势之间的矛盾、做人与做官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有时含含糊糊地就想把它们混过去。可是顽固的种师道偏偏又不肯含糊了事，一定要把他放在炉子中烤炙，逼得他非要在两者之间明白表态不可。

但是认为刘鞈在童贯、种师道之间真是一把公平合理、毫无偏倚的天平秤，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把天平秤的本身就是不平的，它的所谓“公平”只存在于刘鞈的主观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