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李小芽停止吃东西，好像在努力思考着什么，有点胆怯地开口说，“我爸爸不知怎么的，很久没有出去过，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来，他每天，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夜里很晚了，我还听到他在办公室里咳嗽。他好像，好像在写什么东西，好像总是写不好。有天，秘书不在，我走进办公室去，我问爸爸，‘你在写什么呀？’爸爸看看我，不讲话。我又问，‘你写不出来吗？’爸爸叹了一口气。我心里很难过，就说，‘爸爸，我能帮你写吗？’爸爸，忽然，一把抱住我，他哭了，没有哭出声，眼泪，就这么流，把我的头发都浸湿了。我很害怕，我从来没有看到爸爸哭过，从来没有，他是不哭的，怎么今天要哭呢？我也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哭了。爸爸后来说，‘孩子，你喜欢你姨吗？’我说，‘我，喜欢。’爸爸又说，‘你要是没有爸爸了，自己能照顾自己吗？’我说，‘能。’可是，我不懂，爸爸为什么要讲些这样的话呢？我又问他，爸爸说，‘孩子，他们说你爸爸是叛徒。’陈伯伯，谁说我爸爸是叛徒呀？”

陈伯伯听着听着垂下了头，眼睛望着自己两脚中间的地板，长叹一口气，慢慢站起来，不答话，也不望望在座的孩子们，负重千斤似地走出去了。

湘湘和小炮都不敢再看李小芽那天真纯洁的脸，各自望着不同的地方，也许根本就没有望见什么。安静了一段时间，陈小炮首先打破沉默说：

“我说了吧！什么样的爸爸都是靠不住的。小芽的爸爸怎么样？兵团副司令，有军衔的时候是空军少将，听说还在延安他就是会开飞机的八路了。谁知道他又在哪里当了什么叛徒呢？唉！都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小芽，你搬到我们家来吧！跟我住到一起，我们自己煮饭吃，自己洗衣服，自己去找个工作，拖板车什么的，自己养活自己。你跟我一起打赤脚，剪短头发，实在没有事儿给咱们干了，咱们就跳到渔船上出海打鱼去。要是翻了船就找一个岛子，搭一个棚子，挖野菜，拾蚶子，骑大海龟，捉螃蟹，有火就吃熟的，没火就吃生的……”

“行了！”湘湘打断她说，“都是些幻想。”

“幻想？是啰，可能是幻想，别想它了！”她把蜜饯签子往头顶上一挥，像扔掉什么东西一样，“可是湘湘，你完全没有想过有那么一天会要靠自己吗？你比我大四岁，你是大学毕业生，你还学了英文，连外国人的事你都知道，你告诉我，我这样想对吗？”湘湘在沉思。

“吃！”小炮命令李小芽，“快抓紧时机，现在还有吃的。以后，我随便有点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会叫你来，要是晚上你害怕，我派我哥哥去接你。你可千万别像湘湘姐姐说的那样，像根豆芽，一碾就断了。要像一蔸野草，知道吗？踩都踩不死。吃！快吃！拣这个，这是山楂，助消化的。”

彭湘湘认真地、语气深沉地提出一个问题说：

“小炮，你怎么会这样来想问题呢？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可从来没有想得那样绝。我好像是这么想的：我们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只要共产党还在，人家对这些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总要稍微尊敬一点吧？总不会太说不过去吧？当然，最近我也在开始担心了，有时很难过，但我没有像你那样，想得那样绝。你比我小四岁，像你这么大年纪，在我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性格，这样想问题，我还没见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倔强而又快活的陈小炮突然变得十分压抑，像因为不平而发愤似地诉说道：“我，跟你不同，你有妈妈，我没有妈妈。如果我妈妈也在的话，可能不会这样搞得房里乱糟糟的；可能也有人给我买一台钢琴；可能也像你一样，穿白袜子、黑皮鞋。不会这么野性，不会这么可怜。”她眼睛湿润了，“你的妈妈好，我的妈妈要活着，会更好，更好。你听说过吗？我妈妈死去七年多了。一九五九年反右倾的时候，他们说我妈妈反对三面红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她关在小屋子里，她想不通，上吊了。那时我才十岁，我看见了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死了以后那可怜的样子。我的妈妈！我的好妈妈呀！”她好像回到了七年以前正扑在妈妈身上悲哭时一样，眼泪簌簌涌出。她抖着手解开军装式罩衣，从旧棉袄内面的暗兜里摸出一个精精致致的小钱夹子来，嘴里还在不停地念着，“我的妈妈！我的好妈妈……”

打开钱夹子，里面有一层透明胶膜，胶膜底下端端正正地夹着一张彩色照片，一位佩带着陆军少校军衔的不到四十岁的女同志跃然眼前。她仪表端庄，眼睛明亮，并没有微笑，却使人不觉得呆板，那抿着的嘴唇好像刚刚亲吻过女儿的脸蛋。这确实是一位好妈妈，无疑也是她丈夫的好妻子，幸福的丈夫永远失去了的好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