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北京不冷不热，而徐秘书受不了。他在几小时之内从南方海边飞到北京来，气候整整相差一个季节。单纯是冷热的变化只要多穿点衣服就行了，最要命的是湿度变化之大使人无法适应。昨天上午在南方上飞机，他穿一件单军装还汗流满面，因空气潮湿，全身没有干过，而且总是感到脸上、脖子上到处是黏糊糊的，那滋昧不太好受。他指望到北京以后可以过得非常舒服，刚下飞机时也确实是满意的，可是不久，干燥使他受不了。其实，五月的北京并不是干燥季节，对本地人来说，这是比较舒服的日子；而南方人跑到这里来，恨不得马上回去。徐秘书不停地洗脸，陈政委离开招待所以后，他几乎一直在洗脸。总觉得脸上很快就会开裂，眼睑里面无时不夹着灰尘，很少咳嗽的人也有点咳嗽了。他看到那些从兰州来的军人活蹦欢跳，非常羡慕他们，问他们那里怎么样，回答是：比北京干燥。徐秘书暗自嘀咕：“可不要把我调到兰州去。”

二十六岁的徐秘书已经跟随陈政委到北京来过多次了，永远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无论春夏秋冬四季，任何时候来都是一样。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这里每天都有最新最快的爆炸新闻，大字报的编辑们往往是画一个硝烟四散、弹片横飞的图案，旁边写上“爆炸新闻”或“最新消息”的字样，以引起读者们重视。凡有这类大字报出现，照例是要围上一大堆人的，一般从外地来到北京的造反者，最注意的就是这类大字报。面徐凯却并不抓紧陈政委不在的时机上街去走走，对爆炸新闻虽也有兴趣，但他能够控制自己。他只是一个秘书，又是很年轻的秘书，首长身上的重大责任不需要他分担什么，他只要按照要求认真地办事，像邬秘书一样，任何时候也不激动，不发愁，不着急，不失眠，有条不紊地行使职责就行了。但这个小伙子有一个至今不能克服的毛病，就是常常要带点感情到工作中去。他从道理上知道，秘书工作不宜带感情，而实际上总是做不到。从南隅^[yú]飞到北京，陈政委一路上沉默寡言，就连飞临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闹的武汉上空，也不探头看看底下的情况，始终那么默默地坐着，闭目养神。徐秘书知道，他的闭目并不是为了养神，而是为了当前的斗争。他的处境非常困难，身体又很不好，要承受来自上头的压力，又要抗住来自前后左右的夹力，还要抵御心脏病的威胁。徐秘书见他那样负担沉重的样子，感到当政委不如他当秘书好，但这两者是不能交换的。

刚刚安排好住处，政委就到首长那里去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回来，真叫人担心。首长又会谈些什么呢？是批评还是希望？是研究问题还是布置任务？是单纯要他参加斗彭，还是他自己也需要写检查？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很难办的，一个难字无论怎样也摆不脱。徐秘书有一种思想准备，就是尽可能为政委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减轻他一点负担。年轻的秘书怀着一颗诚挚的心，他敬重老年人，尤其是身经百战的老首长；他同情处境艰难的人，包括对被认为是反党分子的彭其。他逐渐意识到软心肠是干不了大事的，但又毫无办法，下一千次决心也硬不起来，目前他已向自己的缺点投降了，让它去吧！干不了大事就不干大事，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算了。

邬中来了，他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先把头伸进来望一眼，然后才抬脚进门。两个秘书见面，先一般地互问了几句，然后便谈起了正事。

“彭怎么样？”徐凯问。

“什么怎么样？”

“斗他的情况怎么样？”

“态度不好。”

“还是态度不好？”

“这个人完了！”邬秘书坐在床沿上，将皮包贴住肚皮，双手抱住，“不是一般的态度不好，简直是非常恶劣，首长十分不满，下决心要把他整过来，他再这么坚持顽抗下去，光凭这态度和现有的材料就完全可以定性了。”

“是怎么斗的？”

“分组斗，每组只有一个对象，其他人都集中攻他一个，各组斗出来的材料又互相交换作为炮弹，每天都有新炮弹，每天都有很厉害的斗争会。反党集团那几个人，一个个都瘦下去了，有的是硬顶，有的是软抗，几乎没有一个是态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