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没有这种预感。虽然没有预感，我也没有答应方千司长。

他对我的拒绝有点惊讶，让我回家好好考虑一下。

不必等到回家，我在蒙蒙细雨的淮海路上已决定再度拒绝。

但是，第二天方千司长已经回了北京，委托与我继续谈话的是胡志宏先生。胡志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卫生办公室的领导，现在具体来管理我们学院。

苞志宏先生可能参与了对我履历的审查，对我的过去很了解，因此动员我的话语也更知心，比方千司长更能打动我。

『不要在乎上面，”胡志宏先生说，“你不为苍天为黎民。”

这话就很能打动我。他知道我历来不在乎官场伦理，却会重视民意测验加给我的责任。

为了避一避他的锤子，我只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作是当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时，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胡志宏先生又一锤打中了我，他知道我心中本有这种牺牲自己的豪气。这种豪气正可用来抹去一切艰辛，让你不好意思再说一个苦字。

但是，我还是摇头。

学院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选中，也知道我的拒绝。大家都等待着，很有耐心。

据说现在很多单位选拔官员的时候，刚有选拔意图，那个被选拔对象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大量的检举信、揭发信都会以匿名、具名、联名的方式纷纷投寄到选拔机关。相比之下，当时的上海戏剧学院真是太纯净了。我拒绝了整整四个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换名单的四个月的空间，居然没有出现一个否定意见，也没有出现一个替代名字。

当胡志宏先生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环视窗外的校园，有点感动。

最终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是张廷顺老师。记忆中，在我刚进这个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已经是教务处长。记得在“两个凡是”时期我受到那几个人的审查，张廷顺老师负责学院清查工作，曾与他们遭遇，张老师厉声质问他们：“小余是我们学院的人，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我可以担保，请问，你们是谁？「文革」时期你们在哪里？为什么要查这么好的人？我们学院谁委托你们查了？”那几个人被这个山东大汉问得怏怏而回。张老师质问那些人的事情，是当时在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我却一直没有遇到张老师。据说他身体不太好，需要经常养病。这么多年过去，那天正是我拒绝出任的四个月后，在学院的大草坪边遇到了他。

他拉着我走到一棵树下，说：“我找了你好些天了。这个学校，几十年都没有安定过。你们也可怜，没上过什么正经课，全靠自学。我这个老教务处长，于心有愧！”

这么一个悲情的开头，使我只想找话安慰他。但他没等我开口，又说下去了：“几十年折腾的结果，使整个学院帮派林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每次开会都吵得脸红脖子粗。现在，终于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选择了你。你再拒绝，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应做院长，”张廷顺老师说，“我还可以再一次出马，担任教务处长，补一补几十年的遗憾。当然这要你们考察审定。”

“张老师，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学惠小砚从外地回上海，见我正在为如何有效地拒绝任命而苦恼，便爽利地说 ：“想不做官还不容易？我到学院里去说服老师，别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见面，她却对我说：“做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学院里遇到一群女老师，都这样回答她的劝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放心。”惠小砚说 ：“这年月，一个人让那么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终于告诉胡志宏先生：“让我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定。”

苞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出愉快的眼神，说：『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几个大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都买来。这时我纔发现，这方面的书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于“文革”后一切重起炉灶，全是新书。从外国名校的运行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文件，到这些年国内高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调查汇编，十分齐全。我认真地读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种高层逻辑展开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