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笑，心想，“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爸爸、妈妈上路了，为了尼克松。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是怎么经过南京路的呢？尼克松元人和他的随员对南京路有什么观感？

我都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我的命运，我爸爸、妈妈晚年的命运，都将与此有关。尼克松来后纔几个月，顾泽民同学心急火燎地来通知我：李小林同学的妈妈得了癌症，赶快到武康路去！

李小林的妈妈，就是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文革”开始以后巴金先生承受的每一个打击，都会加倍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她怕丈夫承受不住，不得不敏感地睁大眼睛，勇敢地挺身而出，温柔地费尽心思。一年又一年，她完全累垮了。七月份确诊之后，由女婿祝鸿

生驮在脚踏车的行李架上一天天去医院，祝鸿生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不到一个月，已经接到病危通知。

当时巴金先生正被羁押在郊区奉贤的“五七干校”劳动，多么想请几天假来陪陪临终的妻子。但是，请假总是不准。那只能靠李小林来为父母的最后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工人作家被说动了，但是，一到工宣队负责人手上又被卡住。那个满脸冷漠的负责人听李小林说完紧急情况，只是懒懒地说一句：“他又不是医生，回来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不在乎人间生离死别的铁锈年代，这是一个不知道临死之人除了见医生之外还想见见亲人的冷血群落，这是一个不明白家庭本义和伦理责任的卑琐权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金先生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活了。

此后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妇，祝鸿生指了指隔壁房间，说：“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

于是我们轻声说话。

不久，突然传来低闷的四川口音吟诵声，纔几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说：“那是但丁，爸爸在背。”

我转头看去，房门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