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让他来试试吧。”邵师傅立即憋足了劲，准备对付荣广润的语法和修辞，狠命“咬文嚼字”一番。

几天之后，荣广润哭丧着脸向我直摇头，说：“全是你干的好事。”

我央求他：“你千万要耐心顶住。”

直到很多年后纔明白，我当时的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倒不是对不起荣广润，而是对不起文化。

任何带有颠覆心理的文化骚扰者总是竭力装扮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判官形象，以此来抢夺颠覆权力。对此我们不应采取不屑理会的游戏态度来讳避。据说戏剧大师周信芳先生对于各种政治陷害不予抗辩，有一次却对一个专来批判他在演唱方式上有诸多差错的造反派狂徒怒喝一声：“去！”

“文革”后期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考教授”运动。一大批工宣队员、造反队员一定要考出个“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读书越多越愚蠢”的结论来，全都翻着《赤脚医生手册》考医学教授，翻着《学生小字典》考国学大师，据说也考出了成百上千的“常识错误”，教授们受尽屈辱之后，终于投以鄙夷，投以呵斥。

这些老人都比我勇敢。

对于那个秃顶的邵师傅，我本该站在文化的立场上训斥他几句的，压一压这个失学狂汉的无知，他又能怎么样？可惜我放弃了，真有点悔恨。

当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条应该守护的文化防线。

情况似乎悄悄有了一点转机。

林彪事件后，很多在“文革”初期打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逐步解放了，恢复了工作，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一度被批判的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外交上又出现了一系列突破……

有一次我回家遇到爸爸，想起从农场回来后虽然已经见过几次面都还没有长谈，就问：

“爸爸，我去农场几年，你还好吗？”

他说：“你走的这几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张地看着他，怕他说出受造反派帮助而转变立场的话来。

他没有在意我的眼神，低着头继续说：“我发现以前相信的很多东西，都错了。比如阶级斗争，总以为真像报上说的那样非常严重，现在我做了几年打倒对象纔明白，这是幻想出来的。我在隔离室里，不管是喝水还是看报，不管是叹气还是咳嗽，不管是脚步轻一点还是重一点，都算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听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说：“这是造反派的招数，永远是捕风捉影、剑拔弩张。”

“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说造反派，而是在说我自己的过去。我们单位革委会结合进来两个原来也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与造反派差不多，只是不打人罢了。”

“你是说，被造反派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可能与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这个反思让我惊讶。

“差不多。”他肯定地说，“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都左。”

记得在农场时魏主任问我与学院造反派对立的原因，我想来想去，只能说是行为作风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么根本主张上。这是我的切身体验，可以印证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说，“如果有一个造反组织，不打人，不抄家，不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比较讲道理，我也有可能参加。只不过，如果我们审查人，会比较重视证据。”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只要整人的风潮没有停止，什么都是证据。”

他的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完全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