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颤巍巍地走上前来,用棍子捣捣红狗的脑袋,骂一声:“反叛的畜生!”红狗的心还没死,肺还在呼吸,两条极端发达的后腿调皮地前蹬后踹,把黑土地上划出两条深沟,那身美丽富贵的红毛,像火苗子一样熊熊燃烧着。
红狗这一口,咬得不是十分得力——也许是父亲沾了穿两条单裤的光——但也足够厉害,它把父亲的小鸡儿咬了一个对穿的窟窿,咬破了皮囊,使一个椭圆形的、鹌鹑蛋大小的卵子掉了出来,仅有的一条白色的细线与原先的组织连络着,爷爷一动,那暗红色的小玩艺儿就掉在父亲裤裆里了。
爷爷捡起它来,放在手心里托着。这小东西好象有千斤重,把爷爷腰都坠弯了。爷爷那只粗糙的大手好象被它烫得直发颤抖。母亲说:“大叔,你怎么啦?”
母亲看到我爷爷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扭动着,那病后惨白的脸色又添了一层土黄,两绺万念俱灰的光芒从他眼里流露出来。
“完啦……这一下子真完了……”爷爷用与他的年龄相差甚远的苍老声音念叨着。
爷爷掏出枪来,大声说:“你毁了我啦!狗!”
爷爷对准那条苟延残喘的红狗,连开了几枪。
父亲自己爬起来,热血顺着他的大腿根子往下流,他并不感到有多么痛苦,他说:“爹,我们胜了。”
母亲喊:“大叔,快给豆官去上药吧!”
父亲看着我爷爷手心里托着的蛋儿,疑惑地问:“爹,这是我的吗?是我的吗?”
父亲感到一阵恶心,紧接着是目眩,他晕了过去。
爷爷扔掉木棍,撕来两个干净高粱叶子,把那东西轻轻包起来,交给我母亲。爷爷说:“倩儿,你好好拿着,咱去找张辛一先生去。”爷爷蹲下,把我父亲托起,困难地站立,踉踉跄跄往前走。洼地里被手榴弹炸伤的狗,还在凄凉地叫着。
张辛一先生五十多岁,梳一个乡下少见的中分头,穿一件藏青色长袍,面色青黄,瘦得见风就倒的样子。
爷爷把父亲托到这里,早累得腰弯如弓,面色如土。
“是余司令吗?你可是大变了样。”张先生说。
爷爷说:“先生,要多少钱都由着您。”
父亲被平放在那张木板床上。张先生说:“是司令的公子吗?”
爷爷点点头。
“就是墨水河桥头打死日本少将的那个?”张先生问。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爷爷说。
“张某一定尽力就是!”张先生从药箱里拿出一把镊子,一把剪子,一瓶烧酒,一瓶红药水,说着,俯下身去,察看父亲脸上的伤口。
“先生,您先看下边。”爷爷严肃地说着,又回转脸,从我母亲手里把用高粱叶子包着的卵子接过来,放在木床旁边的阁板上,一放上去,高粱叶子就散开了。
张先生用镊子夹着父亲的那些乱糟糟的东西看了看,他的被纸烟熏得焦黄的长手指哆嗦着,口齿含糊地说:“余司令……不是张某不尽心,只是令郎这伤……张某医术不精,又没有药物……司令另请高明吧……”
爷爷弓着腰,用两只混浊的眼睛逼视着张辛一,哑着嗓子说:“你让我到哪儿去请高明?你说,哪里还有高明?你让我去找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