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纬宇当革委会主任，已经有整整十年历史了。

尽管最初，并不叫这个名称，那是后来经过敲锣打鼓，庆祝游行，才开始叫的。然而，从实质上讲，自从一九六七年于而龙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以后，王纬宇是这座庞大工厂的第一把手。但是，他比那位党委书记兼厂长要出息得多，竟然攀登到于而龙都攀登不到的“副部级”高峰。从去年年初，甚至更早一点，他就兼管整个部里的运动，那是炙手可热的差使，眼看就要坐上“红旗”轿车了。可是和这上升趋势正相反，于而龙开始走第二段下坡路，而且失败得更惨些，背着氧气袋上台检查，一场心肌梗死差点没见了马克思。

这一对朋友就这样碧落黄泉地彻底分野了。

真是“人还在，心不死”啊！偏偏这个一蹶不振的于而龙，是个不肯丢手、不肯罢休的顽固派。而且一直不认错，不服输，甚至连那个快坐“红旗”轿车的角色都不放在眼里。

“他？”

于而龙的这个问号显然是大有文章的。

可是去年，一九七六年那个暗淡的初春以后，若是有人再给这位垮台的党委书记提他的老战友王纬宇时，那问号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惊叹号了，印成书面文字的话，没准会一连串来三个。

“他呀！！！”

真遗憾，生性精细，滴水不漏的王纬宇，竟不曾注意到于而龙这一点细微的变化。哦！原谅这位忙人吧，去年他那辆“上海”轿车，在部直属机关，耗油量是数一数二的。

从问号到惊叹号的改变，应该说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去年春天，于而龙从濒临死亡的边缘又活了过来。

也许因为他是打鱼出身，要不然，就是精神上的示威，不顾老伴闺女的劝阻，又坐到护城河畔的草地上钓鱼来了。背脊还是那样挺直，像冻不死的野草，又活着钻出地面。

突然有人在他身后不好意思地问：“匀我两条蚯蚓好吗？”

“请便吧！”他信口回答，并未注意是谁，因为钓鱼人的眼睛，不大愿意离开水面上的浮漂。

那人蹲下身来，在装有鱼饵的竹筒里，慢吞吞地翻捡。捡着捡着住了手，抬起脸来望着他：“怎么？老厂长，不认识你的老部下了吗？”

于而龙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没出息的钓鱼人身上。笑话，鱼饵都不准备就来钓鱼，还很罕见呢！可是一看见那刺猬似的络腮胡子，啊哈，他乐了，敢情还是个熟人。

他大概以为于而龙把他忘了，要求一个工厂的总负责人，记住全厂近万职工的姓名，那是不可能的。便提醒地说道：“老厂长，你不记得啦，我是实验场的。”

但他，这个骑兵团的老战士，于而龙却是熟悉的：“谁个不知你是咱们团的挂掌名手！”

他咧开嘴谨慎地笑了笑，凑过来：“真不容易，我在河边候你一个多礼拜了。”他叹了口气：“，部大院的门卫真厉害，说啥也不让我去见你，找了你的电话号码，总机也不给接。”

“有事吗？”

这时正好甩上来一条小鲫瓜子，在河岸草丛里蹦，他自告奋勇帮助去捉。别看他是个钉掌的权威，是出色的风泵司机，好不容易才制服了那不丁点大的鱼。扎煞着满手的泥巴，站在那里。那副尴尬样儿，猛地使于而龙想起在暂时困难的六十年代初叶，他种烟叶的事情。

巨大的实验场地，国内最重要的动力科学研究基地，一直是绑住于而龙手脚的耻辱柱，使他有着永远赎不完的罪愆；他本意倒是为了造福，但却为此屡次三番地检讨认错。竟然好像还怕罪状不够似的，一小片生机盎然，长势良好的烟叶，在实验场的空地里迎风摆拂。

“谁种的？”于而龙那时是党委书记兼厂长，还是市委委员，威风凛凛地喝问着。

只见络腮胡子在“自留地”里站起，掸拭掉满手的泥土，和现在捉鱼一样地狼狈。

“要发展小农经济么？”

他不知所措地笑着，不过，笑得有点忐忑、有点勉强。骑兵团的战士都了解于而龙不打雷就下雨的坏脾气，他估计到准是凶多吉少，笑脸凝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