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找到阳明，因为工厂和他们那个部队，多少有些业务上的关连，而且他也一直关心这个雄心勃勃的试验。刚要张嘴求援，政委拉他坐下：“好了，详细情况我知道了，周浩来电话说过，现在，研究一个转移方案吧！”

“只有三天时间啦！”

“第一步，你得把那位权威搞出来，只能要最关键、最紧迫的资料，目标愈小愈好；第二步，还是你，得想法把资料装箱，运出工厂；第三步，才是我窝主出动，派车去拉回，存放在我们保密室里。”他最后说，“二龙，也有可能，不知哪个环节，出点毛病，全局败露，你我作为同谋犯，一块受审吧！——你害怕吗？”

“政委，你都见义勇为，我还有什么说的。”

“二龙，像《国际歌》唱的那样，做最后的斗争吧！历史上所有那些纵火者都不怎么光彩。秦始皇烧过书，项羽烧过阿房宫，侯景烧过建康，八国联军烧过圆明园，希特勒烧过国会大厦……二龙，只有这样尽到我们的责任吧！”

“谢谢你，政委！”

“不是我，有人在关心——”

“谁？”

“你就不用问了！”

他忍不住还是追问一句：“告诉我，政委，谁？”

“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只顾今天，不管明天——”阳明显然在重复着建厂时中央的决定：“这是一个既有人领导毁灭，也有人力挽狂澜的时代啊！……我们是一个有八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一个实验场不算多。”

于而龙站起来，告辞政委，满怀信心地回厂里去了。

高歌在这以前，由车间干事一下子被于而龙的精简政策，压回到磨床跟前干活，心里充满了怀才不遇的怨气；费尽心思搞出来的几万字学习心得，得不到于而龙的赏识；想去单独找他谈谈，又被他的秘书挡了驾。这样，导致了他和那些“红角”革命家终于走到舞台正面来，头角峥嵘，一下子红得发紫。他们和市里一个什么响当当的“司令部”挂上了钩，在工厂里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动力学权威给绑架走了。

于而龙那时也濒临垮台的边缘，不过高歌还不敢触动他，谁知道是不是由于先天精神上的怯懦，于是先拣廖思源这个软柿子捏，他们也是充分盘算过的，打他一个反动权威，无需分辩，即可定性。总工程师，三百多元工资，搞试验花费无数金钱，一无成果，罪行完全够了；打他一个里通外国的特务，理由也满够用，一个女儿在太平洋彼岸，一些国际科研机构和他有联系，一部分外国人士还念念不忘他，他即使浑身长嘴也说不明搅不清的。至于他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个人历史上俯拾即是的问题，哪个都能做出一大篇文章。

“不革他的命，还革谁？”把廖思源揪走了。

于而龙决定冒险去把这个革命对象弄出来，那些年轻人已经不可理喻的发出一个又一个的通令，连进厂的铁路专用线上的信号灯，也强令改过来，红灯放行，绿灯停车，还指望听得进什么话呢？

汽车直冲那个“红角”，人们谁也不敢拦阻他，从那时还属于他的“上海”车上跳下来，便厉声喝问：“高歌呢？”

那个突然间红得发紫的明星，从屋里闻声走出，许是室外的光线充足，许是于而龙那一副威严凛凛的派头，把他震住了：“于书记，你——”

“你搞的什么名堂！乱弹琴！”他当着那些穿草鞋的革命家，训斥着高歌：“你要不马上交出廖总，我就派人把你扣押起来，你要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性质的工厂——”

如果当时高歌有些斗争经验，满可以回答：“请吧，于而龙，我恭候！”那么这位快垮台的书记是半个人都派不出的，他的命令像过期支票一样，已经无法兑现了。

高歌只是本能地感到屈辱，青筋暴突，热血冲上了苍白的面颊，他们两个很有点像抵架的公牛，谁也不能后退，只要谁的脚步动一动，就算输了。

于而龙知道高歌有些疑虑，不敢贸然同他决战，而更主要的，是那种劣根性，使他软了下来，交出了廖思源。——如同眼前的干部，一听王惠平书记的大名，先在精神战线上退却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