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秘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席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若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

《啼笑因缘》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

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相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出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人，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旅长的不能忘情。

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用这一件事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画了军阀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约定几位名家，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这时候，《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

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一要背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