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如《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

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直是忘怀了。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

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揭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画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低私敌”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

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分析批判了。例如说，小说中有些并不甚进步的地方，还存在残余的封建道德伦理观。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人确有这种观念存在。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爱和妓院调情，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这种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都是严重不足之处。幸而好，它没有据有小说主体的地位。再还有，小说中旧诗太多，也是承袭封建时期作家表露才情的旧习；当然，我们还记得，他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

《金粉世家》认真写小说，把写小说当作著述事业，实际他是从《金粉世家》开始的。这部小说，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刊完，全长共九十来万字。小说以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金”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是他的婚姻观。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