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老爷就要回来了，看你把少爷的眼睛治成了什么样子。”

喇嘛说：“少爷是看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土司太大说：“是鬼吗?我看，个把个你们没有镇住的怨鬼还是有的。”

喇嘛摇摇头：“下边有只狗下崽子了，少爷是不是去看过?”于是，我的双眼又一次给柏烟熏过。喇嘛又给我服了一剂草药粉末。不一会儿我就想撒尿。喇嘛说是会有点痛的。果然，晚上给了我舒服的地方这时痛得像针刺一样。

喇嘛说：“这就对了，我不会看错的，少爷已经是大人了呀。”

当屋里只有了我和奶娘时，她就问：“那个小妖精把你怎么了?”

我捂住肿痛的双眼笑了起来。

奶娘痛心疾首：“傻子啊，我还指望你长大我就不会再受气了，你却弄个小妖精来骑在我头上啊。”她把火钳在铜火盆上摔得噼噼啪啪响。我不理她，心想，做土司的儿子有多么好，只要神一样说声“哈“，这个世界就旋转起来了。喇嘛的泻药使我的肠子唱起歌来了。

奶娘对喇嘛用唱歌似的声音说：“你把我们少爷的肚子怎么了?”

喇嘛很严厉地看她一眼，走开了。我想笑，一笑，稀屎从下面喷出来了。这个上午，我都在便盆上起不了身。母亲要找喇嘛问罪，人家却出门给人看病去了。我们管他的吃住，可他还是喜欢出去找些散碎银子。下午，我的眼睛和肚子都好了。人们又一起夸赞他的手艺了。

这是一个阳光明亮的下午。一串风一样刮来的马蹄声使人立即就精神起来。一线线阳光也变成了绷紧的弓弦。

上省告状的麦其土司，我父亲从汉地回来了。他们在十几里外扎下帐篷过夜，派了一骑快马来报告消息：土司请到了军政府的大员，明天要用大礼迎接。

不一会儿，几骑快马出了官寨，奔往近处的各个寨子去了。我和母亲站在骑楼的平台上，望着那些快马在深秋的原野上掠起了一股股灰尘。骑楼有三层楼高，就在向着东南的大门的上面，向着敞开的山谷。寨子的其它三面是七层楼高，背后和整个寨子连成一体，是一个碉堡，对着寨子后面西北方向的山口上斜冲下来的一条大道。春天确实正在到来，平台上夯实的泥顶也变得松软了。下面三层，最上面是家丁们住的，也可对付来自正面的进攻。再下的两层是家奴们的住房。河谷向着东南方向渐渐敞开。明天，父亲和哥哥就要从那个方向回来了。这天我望见的景色也和往常一样，背后，群山开始逐渐高耸，正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一条河流从山中澎湃而来，河水向东而去，谷地也在这奔流中越来越开阔。有谚语说：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

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有决定意义的。它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是和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地理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关系。

你看，我们这样长久地存在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位置有正确的判断。而一心与我们为敌的汪波土司却一味只去拉萨朝佛进香，他手下的聪明人说，也该到汉人地方走走了。他却问，汪波大还是中国大?而忘了他的土司印信也是其祖先从北京讨来的。确实有书说，我们黑头藏民是顺着一根羊毛绳子从天而降，到这片高洁峻奇的土地上来的。那么，汪波土司当然也有理由相信，既然人都可以自天而降，那么，印信啦，银子啦，刀枪啦，也都有可能随着一道蓝色闪电自天而降。

母亲对我说：“收拾汪波土司的人来了，我们明天就去接他们。他们是从我家乡来的。天哪，见.c到他们我还会说汉话吗?天哪，天。儿子，你听我说一说，看我是不是说对了。”

我拍拍额头；想，天哪，我怎么会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汉话呢。可她已经自顾自地在那里叽叽咕咕地说开了。说一阵，她高兴地说：“观世音娘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啊。”然后，她的泪水就流下来了。那天，她又紧紧地捧住我的脑袋，不住地摇晃着说：“我要教你说汉话，天哪，这么大了，我怎么就想不起要教你学些汉话。”

但我对这一切并不感到什么特别的兴趣。我又一次在她兴致勃勃的时候叫她失望了。我傻乎乎地说：“看，喇嘛的黄伞过来了。”

我们家里养着两批僧人。一批在官寨的经堂里，一批在附近的敏珠宁寺里。现在，寺里的济嘎活佛得到了明天将有大型典礼的消息，就匆匆忙忙地赶来了。寺院在河对岸。他们走到那道木桥上了。这时，陡起的一股旋风，把黄伞吹翻，打伞的小和尚给拖到了河里。当小和尚从水里爬起来，湿淋淋地站在桥上时，土司太太咯咯地笑了。你听听，她的笑声是多么年轻啊。当他们开始爬官寨前长长的石阶时，母亲突然吩咐把寨门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