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王琦瑶早早进了被窝，程先生坐在桌前，记着流水账，再商量第二天的菜肴。他们虽是吃过了晚饭，却已开始向往第二天的早餐了，说起来津津乐道的，在细节上做着反复。说着话，天就晚了。猫在后弄里叫着春，王琦瑶昏昏欲睡。程先生站起身，检查一下窗户的插销，拉好窗帘，将放乱的东西归归好，然后关上灯，走出房间，放下司伯灵锁，轻轻碰上了门。

程先生从不在王琦瑶处过夜。王琦瑶曾起过留他的念头，却没有开口，因是自己怀着人家的孩子，生怕程先生嫌弃。心里是想，只要程先生开口，自己决不会拒绝的。倒不是对程先生有什么欲望和爱，而是为了报恩。十二年前，程先生是王琦瑶的万事之底，是作退一步想的这个“想”。那时她并不知道这个“底”的宝贵和难得，是因为她尽是向前看的境遇，离向后退还早着呢！如今，她虽不是退，却也不敢说进的话了，那个“底”和自己是近了许多的。这些日子，她与程先生也算得上朝夕相处，她发现程先生没变，可她却是变了的，今天的她不再是昨天的她。倘是程先生也变了些，还好说。唯其因为程先生的不失毫厘，反使她生有愧疚的心情，觉得对不起程先生的等待。程先生守身如玉这多年，等来的是千疮百孔的一份生计，自己都为他抱屈。所以，当她接近这个“底”的时候，却又不敢认它作“底”了，自己已是失去资格，只剩有一颗知恩图报的心。但程先生就是不开口，坐得再晚也是一个回家。有几回，王崎瑶股俄中觉着他是立在自己的床边，心里忐忑着，想他会不走，可他立了一会儿，还是走了。听见他碰上门的那“咋唯”一声，王琦瑶既是安慰又是惆怅。

他们有时候也会谈到一些故人，比如蒋丽莉。这些年里，程先生倒还有蒋丽莉一些稀疏的音信，是从那位导演朋友处得来的。提起导演，王琦瑶恍若隔世，有一些场景从混饨的往事中浮现起来，她说导演怎么会认识蒋丽莉的呢？程先生就告诉她，蒋丽莉曾为了找他，从吴佩珍那里找到导演，再从导演那里找到他的。吴佩珍是又一个故人，又有一些旧景接蹭而来，浮在眼前。程先生说，导演如今是在电影部门任一个副职，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导演其实是共产党员。后来，蒋丽莉也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上海解放的时候，他亲眼看见蒋丽莉挥着大擦，指挥女学生的腰鼓队游行。她还是戴眼镜，却穿一身旧军装，袖子卷在胳膊肘，腰里系一根皮带．他差点儿没认出她来。她本来还有两年就可以拿到毕业文凭，却退学去做了一名纱厂工人，因为有文化又要求进步，就提到工会做了干部。再后来，就和纱厂的军代表结婚了。军代表是山东人，随军南下到上海的。如今，已有了三个孩子，住在大杨浦的新村里。听完程先生的话，王琦瑶说：想不到蒋丽莉做干部了，真不错！程先生也说不错。但两人心里却都不相信自己的话。蒋丽莉的经历听起来像传奇，里面总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停了一会儿，王琦瑶说，原来导演是个共产党，那年竞选上海小姐，还特地请她吃饭，劝她退出，说不定是上级指派他做的呢。倘若那一回听了导演的话，就不是蒋丽莉革命，而是她王琦瑶革命了。说罢，两人都笑了。

王琦瑶和程先生商量要去看望蒋丽莉一回，却犹豫不定。他们不晓得如他们这样的身份，是否还能与蒋丽莉做朋友了。和所有的上海市民一样，共产党在他们眼中，是有着高不可攀的印象。像他们这样亲受历史转变的人，不免会有前朝遗民的心情，自认是落后时代的人。他们又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何况是对国家，对政权。也难怪他们眼界小，这城市像一架大机器，按机械的原理结构运转，只在它的细部，是有血有肉的质地，抓住它们人才有依傍，不至陷入抽象的虚空。所以，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你再对他们说，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府，他们也还是敬而远之，是自卑自谦，也是有些妄自尊大，觉得他们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王琦瑶和程先生自觉着从此与蒋丽莉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照说没有聚首的道理，只因为往事的纠缠，才生出这非分之想。

王琦瑶和程先生的重逢，就好像和往事重逢，她温习着旧时光，将那历经过的生平再读一遍，会有身临其境，恍若梦中的感觉。她想，谁知道哪个是过去，哪个才是现在呢？她身子越来越重，脚浮肿着，越发不想动，成天坐着，心里恍恍惚惚，手里织一件婴儿的毛衣裤。毛线是用她旧毛衣拆下的，有点断头，一边接一边织，进度很慢的。程先生忙里忙外，直到晚饭后，将近八点才算忙完坐下，王琦瑶的眼睛却已经半张半合，说话也是东半句，西半句。程先生不由也困乏起来。两人在一张沙发上，一人一头坐着，打着瞌睡，直到觉出了身上的寒。程先生打一个寒噤惊醒，王琦瑶还是不动，待程先生为她铺好床，扶她上去，才自己半脱了衣服钻进被窝。程先生照例检查一遍门窗，然后拉了灯走出去，轻轻碰上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