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事话可长了。三十年前的官要面子，现在的官要面子也要一点袁头孙头。往年的官做得好，百姓出份子造德政碑万民伞送“青天”，现在的官做不好，还是要民众出份子登报。“登了报，不怕告”，告也不准帐。把状纸送到专员衙门时，专员会说：“你这糊涂乡下人，已经出名字登报，称扬德政，怎么又来禀告父母官？怕不是受人愚弄刁唆吧！”完事。

官官相卫告不了，下次派公债时，凡禀帖上有名有姓的，必点名叫姓多出一百八十。你说捐不起，拿不出，委员会说：“你上回请讼棍写禀帖到专员衙门控告父母官，又出得起钱！”

不认捐，反抗中央功令，押下来，吊起骡子讲价钱，不怕你不肯出。

不过长顺是个老《申报》读者，目击身经近二十年的变，虽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国家。对于官，永远怀着嫌恶敬畏之忱，对于国家不免有了一点儿“信仰”。这点信仰和爱，和他的家业性情相称，且和二十年来所得的社会经验相称。他有种单纯而诚实的信念，相信国家不打仗，能统一，究竟好多了。国运和家运一样，一切事得慢慢来，慢慢的会好转的。

话既由油坊而起，老水手是个老《申报》间接读者，于是推己及人忖度着：“我们南京那个老总，知不知道这里开油业公司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登个报，让他从报上知道？他一定也看老《申报》，他还派人办《中央日报》，应当知道！”

长顺对于老水手想象离奇处皱了皱眉，“这个大老官，坐在南京城，不是顺风耳，千里眼，哪知道我们乡下这些小事情。日本鬼子为北方特殊化，每天和他打麻烦，老《申报》就时常说起过。这是地方事件，中央管不着。”

说来话长，只好不谈。两人都向天空看了那么一眼。天上白云如新扯棉絮，在慢慢移动。河风吹来凉凉的。只听得有鹌鹑叫得很快乐，大约在河坎边茅草篷里。

枣子脸二姑娘在树上插嘴说话：“满满，明天你一早过河来，我们和夭夭上山舀鹌鹑去。夭夭大白狗好看不中用，我的小花子狗，你看它像貌看不出，身子一把柴瘦得可怜，神气萎琐琐的，在草窠里追扁毛畜生时，可风快！”

老水手说：“二姐上什么山，花果山？你要捉鹌鹑，和黑夭夭跟我到三里牌河洲上去，茅草蓬蓬里要多少！又不是捉来打架，要什么舀网？只带个捕鱼的撒手网去，向草窠中一网撒开去，就会有一二十只上手！我亲眼看过高村地方人捉鹌鹑，就用这个方法，捉了两挑到吕家坪来卖。本地人见了那么多鹌鹑，问他从什么地方得来的，说笑话是家里孵养的。”

长顺说：“还有省事法子，芷江人捉鹌鹑，只把个细眼网张在草坪尽头，三四个人各点个火把，扛起个大竹枝，拍拍的打草，一面打一面叫：‘姑姑姑，咯咯咯，’上百头鹌鹑都被赶向网上碰，一捉就是百八十只，全不费事！”

二姑娘说：“爹你怎么早不说，好让我们试试看？”又说：“那好极了，我们明天就到河洲上去试试，有灵有验，会捉上一担鹌鹑！”

老水手说，“这不出奇，还有人在河里捉鹌鹑！一面打鱼一面捉那个扁毛畜生。”

提起打鱼，几个人不知不觉又把话题转到河下去，老水手正想说起那个蛤蟆变鹌鹑的荒唐传说，话不曾开口，夭夭从家中跑了来，远远的站在一个土堆子上，拍手高声叫喊：“吃饭了！吃饭了！菜都摆好了，你们快快来！”

最先跑回去的是那只大白狗，几个小孩子。

老水手到得饭桌边时，看看桌上的早饭菜，不特有干鱼，还有鲜鱼烧豆腐，红虾米炒韭菜。老水手说笑话：“夭夭，你家里临河，凡是水里生长的东西，全上了桌子，只差水爬虫不上桌子。”

站在桌边点着数目分配碗筷的夭夭，带笑说：“满满，还有咧，你等等看吧。”说后就回到厨房里去了。一会儿捧出一大钵子汤菜来，热气腾腾。仔细看看，原来是一钵田螺肉煮酸白菜！夭夭很快乐的向老水手说：“满满你信不信，大水爬虫也快上桌子了？”说得大家笑个不止。

吃过饭后一家人依然去园里摘橘子，长顺却邀老水手向金沙溪走，到溪头去看新堰坝。堰坝上安了个小小鱼梁，水已下落，正有个工人蹲在岸边破篾条子修补鱼梁上的棚架。到秋天来，溪水下落，堰坝中多只蓄水一半，水碾子转动慢了许多，水车声虽然还咿咿哑哑，可是也似乎疲倦了，只想休息神气。有的已停了工，车盘上水闸上粘挂了些水苔，都已枯绵绵的，被日光漂成白色。扇把鸟还坐在水车边石堤坎上翘起扇子形尾巴唱歌，石头上留下许多干白鸟粪。在水碾坊石墙上的薜荔，叶子红红紫紫。碾坊头那一片葵花，已经只剩下些乌黑杆子，在风中斜斜弯弯的，再不象往时斗大黄花迎阳光扭着颈子那种光鲜。一切都说明这个秋天快要去尽了，冬天行将到来。

两个人沿溪看了四座碾坊，方从堰坝上迈过对溪，抄捷径翻小山头回橘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