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身上是绵软的，嘴里也发苦。郑子云翻身起床，冲了一杯热茶，然后在临街的窗前站下。

马路上，几个游泳回来的年轻人，把五颜六色的游泳衣挂在车把上，小旗子似的随风飘扬。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女孩子很像圆圆。短短的头发、两手满不在乎地抱在胸前，交叉着两条晒得黝黑的长腿，也不怕从车上闪落下来。

圆圆又和夏竹筠吵架了。就这么几口人，日子过得并不安宁。

大至一个社会，小至一个家庭。安定团结! 要是人的愿望能像萝卜、白菜那样可以栽培就简单多了。想1 止它长什么就种什么。她说话越来越随便，太过地刻薄，也许像他。就连对夏竹筠也不够尊重：“您又想把我拉到骡马市去?!您应该当个配种站的站长。”

天哪，女孩子。

最近她对婚姻问题很敏感，而且明白地拒绝和家里人交谈。

还振振有词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您也有您的秘密。”

他有吗? 他要有也许就好了。遗憾! 生活里原该有许多的支撑点，一个不行，其他备用的还可以投入运行。

街上有树，有行人。但在炎热的阳光下，全像晒蔫了似的，显出没精打采的样子。只有马路对面的树阴下，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不屈不挠地吆喝着：“冰棍——巧克力冰棍——”郑子云常看见她，和他差不多的年纪，筋骨蛮好的样子。矮小、于瘪，棕黑色的面孔，像一具风干的面具，带着劳顿生活的痕迹。但她那还是很有弹性的吆喝声里，还有一种可以和生活挣扎一番的力气。他呢，却已经在生命和死亡的边缘地带摇晃了。秘书、保姆、办公室、汽车……已经使他软化。物质生活愈是发展，人体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可能就越差，而精神的触角却越发地敏感。

他分明烦躁。为了什么? 上次的党组会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大不了的烦恼，他经历过的多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五二年打老虎，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这算得了什么! 他渴望人和人之间的相通、谅解、支持。圆圆却说：“傻瓜才说这种话呢，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翻那本皇历。”

现在该翻哪本皇历呢? 她的话不对。现代青年人的偏激。

寂寞，寂寞极了。让烈日晒得冒烟的那条马路，让人联想起阿拉伯的沙漠。

郑子云开始盼望有谁敲门，或有谁打来电话。哪怕跟谁聊聊常宝华的相声也好。

隔壁的电话铃果真响了。郑子云微笑，巧! 铃声响了很久，夏竹筠才去接它。她的语气干干巴巴，不怀好意。

只听见她一连串地发问：“喂，哪里? ”

“你要哪里? ”

“找谁? ”

“你是谁? ”

“找他有什么事? ”

对方大概连个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心里有鬼或是反应慢的人，让她像扫机枪似的这么猛一通扫射，准得丢盔卸甲地落荒而去，往他家打电话的人，应该先穿上尼龙避弹衣，或戴上防毒面具。

夏竹筠在隔壁叫了：“老郑——你的电话。真讨厌，又是那个姓叶的女记者。”

声音那么大，叶知秋在话筒里一定听到了。

“是，我是郑子云。”

叶知秋的声音里，有种神经质的兴奋：“我收到编辑部转来的一封匿名信。”

“什么意思? ”郑子云看见夏竹筠伸长了耳朵停住了手里正在摇动的绢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