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我们大事抓不好，力气全消耗在拔鸭子毛这样的事情上了。“

田守诚赶紧把撒出去的网往回收：“看来是作品本身不够实事求是，不是陈咏明同志的责任。”

孔祥和宋克的脸色立时显得更加阴沉了。

当第一把手真不容易啊。

郑子云说话了：“什么责任? 这篇作品到底有什么应该追究的责任? 还是不要忙着下结论。我们可以一项项地、把那些所谓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做一次核实。我会派人去，然后我们再做结论。

至于有人散布说，文章发表投有经过部党组的同意，这个情况，有必要澄清一下。“郑子云两道凌厉的目光，直向田守诚射去。没有两下子的人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会感到张皇失措。然而田守诚却超脱地微笑着，仿佛郑子云说到的事，与他毫不相干。田守诚的涵养可谓功夫到家，即使听了使他顶难堪的话，也还是显得那么谦和。人家不是说吗，会逮耗子的猫不叫。不论和谁有了矛盾，就冲这谦和，道理一准在他这边。有些人就是这么去评判是非的。”据我所知，那天部党组会除我之外，还有别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参加。

这是一。第二，在讨论该不该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党组内有好几位同志还没有机会看到这篇作品，他们是在文章发表之后才看到的。

第三，当时表示不同意发表的只是个别的同志，其他同志没有表示可否，更没有形成什么决议。“他停了停，吹了吹香烟头上的白灰，好像不打算再说什么了，沉默了一会儿，又轻笑起来，说：”我们好像成了文学评论家了，要是我干的不是现在这个买卖，我真准备写小说去。现在我打算为这篇文章写篇评论，表示支持。田守诚同志刚才说到社会效果问题，我很同意这个提法。要注意社会效果，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社会效果好坏的标准，由谁说了算? 是领导说了算，还是广大读者说了算? 是只看近期效果，还是也要看远期效果? “我看这篇文章的社会效果就不错。我认识他们厂子里的几个青年工人，有位同志到家里去闲聊，还随身带着登着这篇文章的杂志。我看了看那本杂志的标价：一元二角钱。我问他：‘你干吗花工资的百分之三点五买这本书? ’他是二级工。

“他说：‘过瘾。’”我问他：‘怎么过瘾? ’“他反问我：‘您看过吗? ’”我逗他：‘没看过。’“他说：‘您怎么不看? 这第一篇写的就是我们厂长。您看看就知道怎么过瘾了。’”我说：‘文学作品都是夸大的。’“他说：‘不，这里件件写的都是真事。’”我跟他开玩笑：‘厂长是你亲戚吧? ’“他正色地说：‘瞧您说的，不信您去厂里问问。’”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我羡慕陈咏明，要是我的部下对我也有这么深的感情，我就太知足了。

“当然，也不是没人有意见。因为他撤消了大庆办、政治部和车间的专职书记……

“我们绝不能挫伤这样的干部。挫伤了他，就等于挫伤了几千名工人群众。这样的干部不多，我们应该保护他。这个人也有毛病，过于严格、不通人情、方法生硬、使人下不来台、民主作风差，别人有不同意见，他不能耐心地说服。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一个人不能求全责备，对这篇作品也应如此。虽然结构上、语言上、技巧上还有些缺点，没有很准确地表现陈咏明这个人，但作者有勇气去表现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点就应该肯定。”

田守诚决计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这就跟下围棋一样，眼瞅这块活不了，就别再往里头填子儿。于是，匆匆宣布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