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一定是吴先生觉得你会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所以拉着你就上了这条茶船吧。”罗力笑着说，他和嘉平说话的时候相当轻松，没有和嘉和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沉重感。

“也可以说是缘分吧。我原来以为，该让我干的那份茶叶活儿都让我大哥给干了，没想到转了一圈回来，又干起我父亲的老行当了。“

嘉平说的情况，正是中国茶业界当时最新的实情。自1936年间皖赣红茶统购统销半途而废以后，至1937年6月官商合营的中国茶叶公司成立，吴先生任总技师，旋即公司便内迁。不久，吴先生便以“停薪留职“名义离开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港上海，并邀请各地从事茶业产地检验的茶叶工作者集合于浙地三界茶场，一面事茶，一面准备抗日打游击战。然不久各种活动便受到了局势的种种制约，吴先生和一批青年茶人，只得流亡武汉，以图新的抗日救亡活动。以上嘉平所说的以茶易军火的协议，正是1938年初吴先生在武汉，与苏联方面签订的第一个易货决定。

协议是签订了，苏联方面的军火也早已整装待发，但炮火连天中的中国大地，何处去收集茶叶交货呢？须知，自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上海沦陷之后，原来应有的茶叶生产、收购、销售等流通体系，已经完全被战争打乱。加以烽火遍地，交通阻塞，组织茶农生产、加工、运输，又谈何容易。当此时、不少人以为，在如此的战争纷繁中，恢复已萎缩的茶区生产，把分散在中国各省农村间的成百千万担零星茶叶，加工成箱，再集中交货，无疑是天方夜谭。吴觉农先生与杭嘉平等有识之士反复切磋，以为唯有实行全国茶叶的统一收购和运销，方能解决以茶易货的问题。况且，借此抗日之际，正可实现取消洋行买办、洋庄茶栈的垄断，地主豪绅、商业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从茶业行开始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

对这一设想，杭嘉平无疑是最为欢欣鼓舞的。他自青年时代立下的世界大同、人类解放的宏愿，恰与此构想不谋而合。在茶界实现这一革命，无非是总体革命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已经是中年人的杭嘉平，不再像青年时代一样地务虚了，他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关于茶业革命的具体的操作之中。

在吴觉农、杭嘉平等茶人的介入下，中国茶叶统购统销的政策，终于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的形式，于1938年6月实行了。正是在这个大纲的名义下，吴先生与杭嘉平等人，代表贸易委员会，分赴各产茶大省联系，并分别成立了茶叶管理处。

与此同时，贸易委员会为了办理对外贸易，特意在香港设立机构。当时的港英当局，还不允许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官方机构，中国方面只得以富华贸易公司的名义出现。吴先生以贸易委员会专员的身份兼任了富华公司副总经理，组织全国茶叶运集香港，履行对苏易货和对外推销茶叶。当时的浙江宁波、温州、鳌江和福建的三都沃、沙埋、福州等地，都还可以租用外国的轮船装运茶叶至香港，所以1938年的华茶外销，竟然超过了往年的许多。杭嘉平作为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一员，出入奔波在香港、武汉和中国各大茶区之间，直到1938年夏末，才有机会重返故乡。

如果说，杭嘉平走上了家族茶业一行的老路，尚有血缘亲情的关系在其中的话，那么，罗力的从事茶业，便是巧合中的巧合了。战时物产调整处、茶叶运销处派人专门来找他的时候，他都已经坐上了去前线的军用卡车。来人说，从中央政府来了一个专门从事茶业收购的官员，建设厅建议部队抽调了他去接待。罗力听了非常吃惊，他说他是专门从事作战的，他和收购茶叶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来人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你们的长官说了，你有一个茶行的未婚妻，又会开车，有这两条就够了。”罗力上前线心切，一个劲地解释有一个未婚妻的茶人和他自己是茶人，完全是两码事。那人可不听，说他不管这些，有话让他自己找那中央来的大官说。到末了，罗力真正是哭笑不得地下了车，。直到两人见面，交待了身份，才方知无巧不成书，他们竟还有这么一段茶缘。

现在他们已经很熟悉了，他们已经驾着这辆军用小车，在日军尚未占领的茶区和这些拉锯战的战区，连续跑了一段时间。除了从事当务之急的茶叶统购统销之外，杭嘉平还担负起了一个更长久的任务，对茶业行在抗战期间实施的技术改造及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实地的考察。一路上他不时地站在茶园前，仔细地观察着这些成片成片的茶园，想的正是这件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