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娶了她，她不会跳海。可是再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呢？你说，刘甲台，你说，再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呢？”场长对着刘甲台吼叫。

“我娶！”刘甲台毫不示弱地盯着场长。

“小刘，给我一支烟……”场长无力地坐在地上。那根烟连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天上没有风，初夏的太阳正在暖暖地照射着黑沙滩和明镜似的海湾。

“小梁，你把钱送给村里人，让他们给秀秀……”

我转身要走，刘甲台伸手拉住了我。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五元的票子、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两个硬币，拍在我的手里……

浇完最后一遍水不过一周的光景，黑沙滩上的小麦就一片金黄了。而这时，黑沙滩村农民的麦田已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们少肥缺水，小麦未及成熟就被西南风呛死了。又是一个歉收年。黑沙滩的农民们眼馋地瞅着我们这三百亩丰收在望的小麦，半大毛孩子不时地蹿进我们田里，捋几把麦穗，用掌心搓去糠皮把麦粒填到嘴里去。场里把看守麦子的任务交给我们三个，严防老百姓偷盗。

关于疯女人与场长这段令人心酸的“罗曼史”，我没有向指导员汇报，尽管他再三问我，场长和刘甲台都有些什么反动言论和活动。场里这时正忙着总结与“民主派”作斗争的经验，据说，要塞区要在黑沙滩召开现场会，让郝青林作经验介绍。我虽然也在那封信上签过名，但已经没有人提起了，这反倒使我心里安定了不少。

田里的麦子一天一个成色，应该开镰收割了。场长派我去场部催指导员，指导员却说，再等两天吧，等开完了这个现场会。听说军区首长还要来参加呢，这可是马虎不得的事情。我回来把指导员的话向场长学了一遍，气得老头子直摇头。

“场长，你摇什么头？”刘甲台冷冷地说。

“这是血汗，是人民的钱！”

“有本事你去找指导员说去。”刘甲台激他。

“你以为我不敢去？”场长转身就要走。我急忙拉住他，劝道：“场长，算了，就拖几天吧，你别去惹腥臊了。”

当天傍晚时分，海上有大团毛茸茸的灰云飘来。西边的天际上，落日像猩红的血。海风潮湿，空气里充满咸腥味。天要变了。海边的天气变化无常，每当大旱之后，第一场风雨必定势头凶猛，并且往往夹带冰雹。场长是老黑沙滩了，他当然知道这个时节的冰雹意味着什么。他急躁不安地走动着，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人。

这一夜总算太平，虽然天阴沉沉的，风潮乎乎的。我们几乎一夜没眨眼。第二天一大早，场长也不管我们，疾步向场部走去。我和刘甲台紧紧跟着他，我劝他到了场里以后态度和缓一些，刘甲台却一声不吭。

场里正在大忙，几十个战士在清扫卫生，五六个战士在食堂里咋咋呼呼地杀猪。指导员两边跑着，嗓子都喊哑了，可战士们还是无精打采，那头猪竟从食堂里带着刀跑出来，弄得满院子都是猪血。

“老王，麦子！麦子！你看看这天，一场雹子，什么都完了！”场长截住气得发疯的指导员，急冲冲地说。

“老左，请你回去。一切我都会安排妥当的。”指导员阴沉着脸说。

“你看看这天，看看这天！”

“请你回去，老左！我再说一遍，请你回去！别忘了你目前的处境。”

场长浑身颤抖，几乎要倒下去，我伸手扶了他一把。

“梁全，刘甲台，你们赶快回去，严防阶级敌人偷盗破坏，麦子明天就收割。”指导员命令我们。

场长还想分辩，这时，一辆辆吉普车从远处的公路上开来了，在车队中央，还有一辆乳白色的上海牌轿车。指导员有点气急败坏地对着我们喊：“快走！”他自己则跑去集合队伍，准备迎接首长了。我和刘甲台架着气得暴跳如雷的场长，几乎是脚不点地地向我们的窝棚跑去。

“好大的气派，黑沙滩这下要出大名了。”我说。

“这是场长的功劳。”刘甲台说。

“呸！”场长啐了一口唾沫。

麦田里有几十个人影在晃动，老百姓在偷我们的麦子。我们冲了过去。腿脚灵便的都跑了，只抓住了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和几个小孩子。

“嗨，人一穷就没了志气……我六十多岁的人了，也来干这种事情……羞得慌呀，同志。可是这儿——”老汉指指肚子，“不好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