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娘像饥饿的小野兽一样咻咻地喘着气，很快吃掉了够现今同年龄独生子女吃两天的食物。之后眼睛还贪婪地盯着菜盘，鲜红的舌尖舔着嘴唇。农场的卫生员对场长说：“不能再给她吃了，否则要撑坏的。”

“是的，不能再给她吃了，饿坏了的人如果摄入过量的食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甚至死亡！你们这些傻大兵，简直是荒唐透顶！”我的护士学校毕业的妻子又开始训斥我了。

要是现在谁把我们的独生女儿抱去给她塞一肚子大鱼大肉，我妻子是会跟他拼命的。但小女孩的母亲、那个疯女人，却给我们下了跪。她从村子里凄厉地喊叫着向营房跑来。她听到跑回去的孩子说，她的女儿被解放军抓走了。她呼唤着“秀秀！秀秀！我的秀秀！”冲进了我们的营院，闯进了我们的宴席。女人怔住了，双眼睁得圆圆的，她的嘴唇翕动着，看着正抱着她的女儿的场长，扑通跪倒在地：“解放军，行行好，把孩子还俺吧，孩子不懂事，是个傻瓜，像她爹一样，像她爹一样，是个傻瓜……”她的神经似乎的确有毛病，那双眼里闪动着惊恐绝望的光使人感到脊梁阵阵发凉。

场长悄悄地从兜里掏出一卷票子——那是他刚领到的工资——塞进小女孩儿的口袋，把女孩儿递给女人。

“谢谢亲人解放军……谢谢亲人解放军……俺孩子她爹是个好人……解放军是好人……”女人抱着孩子，喃喃地说着，走了。

这场小插曲，搞得满座不欢。

一个知情的战士说：“这个女人，也够可怜的，男人前几年赶小海搞自发，批斗了几次，一绳子上了吊，死了；女的受了刺激，半疯半傻地抱着个孩子到处告状，可是谁理她呢？”

“我听人说……这个女人是……地主的女儿……”郝青林脸憋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

“郝青林同志说得对，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复杂，阶级敌人会用各种手段向我们进攻，我们要警惕那些冻僵了的蛇和变成美女的蛇，不能丧失警惕，千万不能忘记啊……”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说。

“放屁！”场长把杯子重重地拍到桌上。杯子破了，啤酒顺着桌沿，滴滴答答往下流。

“场长，请您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感情不能代替原则啊。”我的熟读马列的指导员确实具有高度的涵养，场长的粗话丝毫没有改变他循循善诱的语气。

场长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地坐在餐桌旁，他从桌上抓过那唯一的一瓶啤酒，咬开盖子，咕咚咕咚连喝了几大口。

晚上是歌咏晚会，我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首“顺口溜”。郝青林大展雄才，朗诵了一首长达千言的“诗”。指导员讲了几个法家智斗儒家的小故事。豁牙司机老葛带头起哄，让场长出节目。场长想了想，竟眯缝起眼睛，唱起了本文开篇提到的那支民歌。他嗓音嘶哑高亢，像农村的土歌手一样，不去求那音节的准确，而是随心所欲地在歌词的末尾加上一些苍凉的滑音。他仿佛在回忆往昔的岁月，在沉思缅怀。歌声漫不经心地从他嘴里唱出，就像确确实实地坐在那大轱辘车上，沿着平坦干燥的乡间土路，被艳阳照得懒洋洋的农夫唱出的歌声一样。

一头黄牛一匹马

大轱辘车呀轱辘转呀

转到了我的家

……

民歌《大轱辘车》之所以能使我心灵震颤，眼窝酸辣，并不在于它的旋律和歌词，而在于我们的场长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演唱了它。每一个人的一生中，往往都有一些与平凡的事物连接在一起的不平凡的经历。这些事物在若干年后出现，也总能勾起他对于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遐想。所以，当我在剧场里聆听这支歌时，心潮如滚水般翻腾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

郝青林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是个不甘寂寞的好汉。他终究不是一头能长久地拴在黑沙滩的牛。这家伙入团之后紧接着又递上了入党申请书。据消息灵通的刘甲台说，党支部书记——场长曾跟郝青林谈过一次话：

场长翻着郝青林厚厚的申请书，皱着眉头问：“你入党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