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资格为工作队员做饭，是一种荣誉，一种政治权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是无权的，大概怕这些坏蛋们在饭菜里放上毒药，毒杀革命同志吧。富裕中农（上中农）家庭比较积极的，可以得到这殊荣，比较落后的，就得不到。所以我家得到招待工作队员吃饭的通知时，大人孩子都很高兴，很轻松，心里油然生出一片情，大有涕零的意思。那些被取消了“派饭”资格的中农户，可就惶惶不安起来，也有提着酒夜间去村里管事人家求情，争取“派饭”资格的——这种故事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之后。自四清工作队之后，各种名目的工作队一拨一拨进村来，有“学大寨工作队”，“整党建党工作队”，“普及忠字舞工作队”，“斗私批修工作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九七三年那支“学大寨工作队”。那支队伍有二十七个人，队员和队长都是县茂腔剧团里的演员和拉胡琴、敲小鼓的。这群人会拉会唱会翻斤斗，人又生得俏皮，行动又活泼，把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青年小伙子给弄得神魂颠倒，这工作队撤走后，很留下了一批种子，只可惜长大了，也没见个会唱戏的就是了。这段故事也许编成个小说更好。

四清工作队是最严肃的工作队，水平也最高，后来的工作队都简直等于胡闹。与其说他们下来搞革命，毋宁说他们下来糟践老百姓。我记得派到我们家吃饭的那个四清工作队员是个大姑娘，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戴一副近视眼镜，一口江南话，姓陈，据说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家里请来了这尊神，可拿什么敬神呢？那时生活还是不好，白面一年吃不到几次的，祖父是有些骨气的，愤愤地说：“咱吃什么就让她吃什么！”我们吃什么？霉烂的红薯干、棉籽饼、干萝卜丝子，这都是好的了，差的就无须说了。祖母宽厚仁慈，想得也远，因我父亲那时是大队干部，请着就不是玩。于是决定尽量弄得丰盛一点。白面还有一瓢，虽说生了虫，但终究是白面：肉是多年没吃了，为贵客杀了唯一的一只鸡；没有鱼，祖母便吩咐我跟着祖父去弄鱼。时令已是初冬，水上已有薄冰，我和爷爷用扒网扒了半天，净扒上些瘦瘦黑黑的癞蛤蟆，爷爷抽搐着脸，咕咕哝哝地骂着谁，后来总算扒上来一条大黄鳝，可惜是死的，掐掐肉还硬，闻闻略略有些臭味，舍不得丢，便用蒲包提回了家。祖母见到这条大黄鳝，十分高兴。我说臭了，祖母触到鼻下闻闻，说不臭，是你小孩嘴臭。祖母便与母亲一起，把黄鳝斩成十几段，沾上一层面粉，往锅里滴上了十几滴豆油，把黄鳝煎了。鸡也炖好了，鱼也煎好了，单饼也烙好了，就等着那陈工作队员来吃饭了。

我闻着扑鼻的香气，贪婪地吸着那香气，往胃里吸。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感觉到香味像黏稠的液体，吸到胃里也能解馋的，香味也是物质，当时读中学的二哥说，香味是物质，鱼香味是鱼分子，鸡肉香味是鸡分子，我恍然认为分子者就是一些小米粒状的东西，那么嗅着鱼香味我就等于吃了鱼分子——小米粒大小的鱼肉；嗅着鸡肉香味也就等于吃了鸡肉分子——小米粒大小的鸡肉。我拼命嗅着，脑里竟有怪相：那鱼那鸡被吸成一条小米粒大小的分子流，源源不断地进入了我的肚子。遗憾的是祖母在盛鱼的盘和盛鸡的碗上又扣上了碗和盘。我的肚子辘辘响，馋得无法形容。我有些恨祖母盖住了鸡、鱼，挫了我的阴谋。但马上也就原谅了她：要是鸡和鱼都变成分子流进了我的胃，让陈同志吃屁去？在我二十年的农村生活中，我经常白日做梦，幻想着有朝一日放开肚皮吃一顿肥猪肉！这幻想早就实现了，早就实现了。再发牢骚，就有些忘本的味道啦。

陈同志终于来了，由姐姐领着。

陈同志要来之前，祖母和母亲恨不得“掐破耳朵”叮嘱我：不要乱说话，不要乱说话——我从小就有随便说话的毛病，给家里闯过不少祸，也挨过不少打骂，但这毛病至今也没改，用母亲的话说就是：“狗改不了吃屎！”这句话貌似真理，实则不正确，这边一块肥猪肉，那边一泡臭屎，我相信没有一匹狗不吃肉去吃屎，即便那屎也是吃过肉的人拉的，到底也是被那人的肠胃吸取了精华的渣滓，绝无比肉味更好、营养更丰富的道理，何况那都是吃地瓜与萝卜的人拉的屎呢。

陈同志进了院，全家人都垂手肃立，屁都憋在肚子里不放，祖母张罗着，让陈同志炕上坐。陈同志未上炕，母亲就把鸡、鱼、饼端上去，香味弥散，我知道那鱼盘和鸡碗上的碗和盘已被母亲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