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急雨如乱箭的下午，我忍受着蚊虫的骚扰，考察了故乡弃婴的历史。我不必借助任何资料就把故乡的弃婴史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我用回忆的利喙把尘封的历史啄出了一条幽暗的隧道。我在这条隧道里穿行，手和脚都触摸着弃婴们冰凉的白骨。

我把这些被抛弃的婴孩大致划分为四类，仅仅是大致划分，因为这四类婴孩有时处于一种交叉境况。

第一类系因家庭生活困难、无力抚养，被溺杀在尿罐里、抛弃到路边者。这种情况多发生在解放前，没有计划生育措施的情况下。这一类弃婴现象好像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我记得日本有两篇小说，一篇名为《雪孩儿》，是水上勉写的；另一篇名为《陆奥偶人》，记不清作者名字了，好像就是著名小说《楢山节考》的作者。《雪孩儿》和《陆奥偶人》写的都是弃婴的事。《雪孩儿》里的弃婴就是把婴孩活活地扔到雪地里冻死——有生命力极顽强者，在雪坑里呆一夜尚能呱呱啼哭，这种孩子往往被抱回去继续抚养。陆奥的弃婴方式则是在婴儿降生后，第一声啼哭没及发出之前，把婴孩倒竖在热水中溺死。他们认为婴孩未啼哭前是没有感觉的，这时把他溺死，是不违反人道的。一旦婴孩啼哭之后，就只能养着他了。这两种弃婴方式在我的故乡都曾存在过，这两种方式产生的原因一如上述——我是按弃婴的原因来为弃婴分类的。我相信在漫长的岁月里，故乡有许多婴儿是死在尿罐里的，这种杀婴方式似乎比日本陆奥的杀婴方式还要肮脏残忍。当然，我即便是问遍乡里苟活的老人，也难问出一个确凿的杀婴者。但我回忆起他们坐在篱笆边或断墙边闭目养神时的情景，我认为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杀婴者的表情，他们中肯定有人在尿罐里溺杀过亲生儿女，或者把亲生儿女扔到路边冻饿而死——这类婴孩是无人要捡的。所以，把活着的婴孩扔到路边或是十字路口，似乎比把他溺杀在尿罐里要人道一些，其实这不过是那些贫穷善良的父母们的自我安慰罢了。这些活着送出去的孩子，生机委实渺茫得很，他们恐怕绝大多数都饱了饥肠辘辘的野狗肚腹。

第二类被抛弃的婴孩是有先天性的生理缺陷或怪胎。这类婴孩连进尿罐的资格都没有。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婴孩的父亲在太阳出山前寻一僻静地方活埋掉。填土时，还要在婴孩的肚腹上压上一块新砖，防他来年又来投胎。但情况也有例外，解放初期我们故乡有一个大名赫赫的区长李满子，就是一个先天性的兔唇。

第三类弃婴是“私孩子”。“私孩子”是一句很厉害的骂人话，故乡有姑娘们被激怒时，往往用这句话詈骂仇敌。“私孩子”就是未婚的大闺女生的孩子。这类孩子一般来说大都聪明漂亮，因为凡懂得偷情的少男少女，都不是蠢货。这一类弃婴成活的可能性较大，缺少子女的夫妻愿意抱养这类孩子，往往事先就联系好了，到时由孩子的父亲趁夜送到抱养者家门口。也有弃置行人易见处的。私孩子的襁褓里多多少少总有一点财物。私孩子里有男婴，而前两类弃婴里，除有生理缺陷十分严重者外，一般无男婴。

解放后，由于经济生活的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提高，弃婴现象已大大减少，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弃婴现象又开始出现，而且情况倍加复杂。这类弃婴绝对无男孩。从表面上看，是计划生育政策把一些父母逼成了野兽，但深入考察，我明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杀害这些婴儿的罪魁祸首。我知道也不能对新时代的弃婴者施行严厉的批判，我知道我如果是个农民，很可能也是一个抛弃亲生女儿的父亲。

这种现象不管多么有损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声誉，但它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且短时间内难以根绝。生在臭气熏天的肮脏村落里，连金刚石的宝刀也要生锈，我现在才似乎有些“悟道”了。

暴雨经夜未停，平明时分，乌云破散，射出一道血红的湿热阳光。我把女婴端到妻子炕上，求妻子照应着，然后踩着浑浊的雨水，涉河去乡政府请求帮助。走在胡同里时，我看到那道由高粱秆夹成的篱笆已被风雨打倒在地上，篱笆上蓊郁的牵牛花泡在雨水里，紫色的和粉红色的牵牛花从水中擎起来，对着初晴的天空，好像忧悒地诉说着什么。篱笆倾倒，障碍撤销，一群羽毛未丰的半大鸡冲进去，疯狂地啄食着碗口大的白菜。河里正在涨水，石条搭成的小迈桥微露水面。水声哗哗地从桥石边缘的浪花上发出。我跳桥时崴了脚，走上河堤还瘸了几十步，心想此兆非吉兆，去乡政府也未必能出手这个婴儿，但还是奔着乡政府那一片红瓦房，一瘸一颠地走得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