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相作恶，乃致外乱。大言欺君，以寇为玩。

却说安庆宗自发书遗使之后，指望其父入京，相会有日。不想倒就反起来了，一时惊惶无措，只得向袒面缚，诣阙待罪。玄宗怜他是宗室之婿，意欲赦之。杨国忠奏说道：“安禄山久蓄异志，陛下不即诛之，致有今日之叛乱。今庆宗乃叛人之子，法不可贷，岂容复留此逆子以为后患乎？”玄宗意犹未决，国忠又奏说道：“安禄山在京城时，蒙圣旨使与臣为亲，平日有恩而无怨，乃无端切齿于臣。杨光(岁羽)偶与臣同姓，禄山且还怨及于彼，诱而杀之。庆宗为禄山亲于，陛下今倒赦而不杀，何以服天下人心乎？”玄宗乃准其所奏，传旨将安庆宗处死。国忠又奏请将其妻子荣义郡主，亦赐自尽。正是：

末将元恶除，先将逆孽去。他年弑父人，只须一庆绪。

玄宗既诛安庆宗，即下沼布宣安禄山之罪状，遣将军陈千里，往河东招募民兵，随使团练以拒之。其时适有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奏事，玄宗问以讨贼方略。那封常清乃是封德彝之后裔，是个志大言大之人，看的事体轻忽，便率意奏道：“今因承平已久，世不知兵，武备单弱，所以人多畏贼，望风而靡。然事存顺逆，势有奇变，不必过虑。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发仓凛，召募骁勇，跳马囗渡河，击此逆贼，计日取其首级，献于阙下。”玄宗大喜，遂命以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即日驰赴递驿，直赶到东京，募兵讨贼，听其便宜行事。

说话的，自古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那兵是平时备着用的，如何到变起仓猝，才去募兵。又如何才有变乱，便要募兵起来，难道安禄山有兵，朝廷上到没有兵么？看官，你有所不知。原来唐初时，府兵之制甚妙，分天下为十道，置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居其半，俱属诸卫管辖，各有名号，而总名为折冲府。凡府兵多寡，其数分上中下三等：一千二百人为上等；一千人为中等；八百人为下等。民自二十岁从军，至六十岁而免，休息有时，征调有法。折冲府都设立木契铜鱼，上下府照，朝廷若有征发，下敕书契鱼，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发遣。凡行兵则甲胄衣装俱自备，国家无养兵之费，罢兵则归散于野，将帅无握兵之权。其法制最为近古。只因从军之家，不无杂摇之累，后来渐渐贫困，府兵多逃亡。张说在朝时建议，另募精壮为长从宿卫兵，名曰(弓广)骑。于是府兵之制日坏，死亡者有司不复添补，府兵调入宿卫者，本卫官将役使之如奴隶。其守边者，亦多为边将虐使，利其死而竟没其资财，府兵因此尽都逃匿。李林甫当国，奏停折卫府上下鱼书，自是折冲府无兵，空设官吏而已。到天宝年间，并(弓广)骑之制，亦皆废坏，其所召募之兵，俱系市井无赖子弟，不习兵事。且当此时承平已久，议者多谓国中之兵，可销禁约，民间挟持兵器，人家于弟有为武官者，父兄摈弃不具。猛将精兵，多聚于边塞，而西北尤甚。中国全无武备，所谓一旦有变，无兵可用，其势不得不出于召募。盖祖宗之善制，子孙不能修弊补废，振而起之，轻自更张，以致大坏兵政。乃安禄山所用兵马，本来众盛；又因番人部落突厥阿布司为回纥攻破，安禄山诱降其众，所以他的部下，兵精马壮，天下莫及。

闲话少话。且言封常清奉诏募兵，星夜驰至东京，动支仓库钱粮，出榜召募勇壮。一时应募者如市，旬日之间募到六万余人，然皆市井白徒，并非能战之士。又探听得安禄山的兵马强壮，竟是个劲敌，方自海前日不该大言于朝。今已身当重任，无可推委，只得率众断河阳桥，以为守御之备。玄宗又命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统陈留等十三郡，与封常清互为声援。禄山兵至灵昌，时值天寒。禄山令军士以长绳连束战船并杂草木，横截河流。一夜冰冻坚厚，似浮梁一般，兵马遂乘此渡河，来陷灵昌郡。贼兵步骑纵横，莫知其数，所过残杀。张介然到陈留才数日，安禄山兵众突至，介然连忙督率民兵，登城守御。怎奈人不及战，民心惧怕，天气又极其苦寒，手足僵冷，不能防守。太守郭讷径自率众开城出降，禄山入城，擒获张介然斩于军门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