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绘制了自己田庄的草图，每一次图上都是同样的东西：一，主人的正房；二，仆人的下房；三，菜园；四，醋栗。他省吃俭用：经常半饥半饱，不多饮茶水，天知道他穿什么破烂，倒像叫花子，可是不断攒钱，存到银行里。他成了吝啬鬼！我看见他心里就难过，常常给他点钱，过节前也给他寄点，可是他连这个也存起来。一个人要是打定了主意，那就拿他没有办法了。

“几年过去，他被调到另一个省工作，当时已年过四十，但还在读报上的广告，还在攒钱。后来我听说他结婚了。出于同样的目的，即买一座有醋栗的庄园，他娶了一个年老而难看的寡妇，他对她毫无感情，只因为她手里有几个臭钱。他俩一起生活他照样很吝啬，经常让她吃个半饱，把她的钱存进银行却写在自己名下。她原先的丈夫是邮政支局局长，她过惯了吃馅饼、喝果子露酒的生活，现在在第二个丈夫家里连黑面包也不多见。这种生活把她弄得樵怀不堪，三年不到干脆把灵魂交给了上帝。当然，我的弟弟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的死是由他的过错造成的。金钱如同伏特加，能把人变成怪物。以前我们里有个商人病得快死了。临终前他叫人端来一碟蜂蜜，他把自己所有的钱和彩票就着蜂蜜都吃进肚里，叫谁也得不着。还有一次我在火车站检查畜群，当时有一个牲口贩子不慎掉到机车底下，一条腿被轧断了。我们把他抬到急诊室里，血流如注－－真吓人。他却不住地求我们把他的断腿找回来，老是不放心，因为那条腿的靴子里有二十五卢布，千万别弄丢了。”

“哎，您这话已经离题了，”布尔金说。

“妻子死后，”伊凡伊凡内奇想了半分钟接着说，“我弟弟开始物色田庄。当然啦，你哪怕物色五年，到头来还会出错，买下的和想要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弟弟尼古拉通过代售人，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得占地一百十二俄亩的田庄，有主人的正房，有仆人的下房，有花园，但没有果园，没有醋栗，没有活水池塘和小鸭子。倒有一条河，但河水呈咖啡色，因为田庄一侧是砖瓦厂，另一侧是烧骨场，可是我的尼古拉伊凡内奇毫不气馁，他立即订购了二十丛醋栗，动手栽下，过起地主的生活来了。

“去年我去看望他。我想，我得去看看他那里到底怎么样。他在来信里管自己的田庄叫‘丘姆巴罗克洛夫荒园’，又叫‘喜马拉雅村’。我是下午到达‘喜马拉雅村’的。天气很热。到处都是沟渠、篱笆和围墙，到处栽着成排的云杉－－弄得你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到他家，把马拴在哪儿。我朝一幢房子走去，迎面来了一条毛色红褐的狗，肥得像一头猪。它想叫几声，可是又懒得张嘴。厨房里走出来一个厨娘，光着脚，胖得也像一头猪。她告诉我，老爷吃过饭正在休息。我走进屋里找弟弟，他坐在床上，膝头盖着被子。他苍老了，发胖了，皮肉松弛。他的脸颊、鼻子和嘴唇都向前突出，眼看就要发出像猪那样的哼嘘声，钻进被窝里去了。

“我们互相拥抱，流下了又高兴又伤心的眼泪：想当年我们都很年轻，现在却白发苍苍，不久于人世了。他穿上衣服，领我去参观他的田庄。

“‘哦，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我问他。

“‘还不错，感谢上帝，我过得挺好。’

“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胆小怕事的可怜的小职员了，而是真正的地主老爷。他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过得很有滋味。他吃得很多，在澡堂里洗澡，已经跟村社和两个工厂都打过官司，遇到农民不叫他‘老爷’时他就大为恼火。他相当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一副老爷气派，他做好事不是实心实意，而是装模作样。那么他做了哪些好事呢？他用苏打和蓖麻油给农民包治百病，每到他的命名日必定在村子里做感恩祈祷，之后摆出半桶白酒，他认为他应当这样做。哎呀，多可怕的半桶白酒！今天这个胖地主还拖着农民向地方行政长官控告他们的牲口祸害了他的庄稼，可是到了明天，遇上他隆重的命名日，他就给他们摆出半桶白酒。他们喝了酒就高呼‘乌拉’，喝醉的人还给他叩头。生活变富裕了，酒足饭饱，游手好闲，养成了俄罗斯人的自命不凡和厚颜无耻。尼古拉伊凡内奇当初在税务局里甚至害怕持有个人的见解，现在呢，说的都是至理名言，而且用的是大臣的口气：‘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但对平民百姓来说还为时尚早。’又如‘体罚一般来说是有害的，但在某种场合下又是有益的、不可替代的。’

“‘我了解老百姓，善于对付他们，’他说，‘老百姓也喜欢我。我只消动一动手指头，他们就会替我办好我想要办的所有事情。’

“这一切，请你们注意，他都是面带精明而善良的微笑说出来的。他不下二十遍反反复复地说：‘我们这些贵族’，‘我，作为一名贵族……’显然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是个庄稼汉，父亲当过兵。我们的姓奇木沙-马拉雅斯基本来有点古怪，现在依他看来却响亮，显贵，十分悦耳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