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规范的基础是感情；正义的来源是自然；人在接近自然的同时完善自身（——用伏尔泰的话来说，在远离自然的同时）。同样的时代，对前者就是人道和进步的时代，对后者就是非正义和不平等的时代。

伏尔泰对人类的看法还停留在文艺复兴时期，对美德的理解也是如此（认为是“高等文化”），他为“高等贵人”和“高等市民社会”的事业奋斗不息，这是审美的事业，科学的事业，艺术的事业，进步本身的事业和文明的事业。

１７６０年前后爆发了斗争：这位日内瓦公民和伏尔泰的斗争。从那时起，伏尔泰才成了他那个世纪的伟人、哲学家、宽容和无信仰的代表（那以前不过是个美丽的灵魂而已）。对卢梭成就的嫉恨，驱使他前行，向上“登攀”。

为了“庸众”，一个恩赐和复仇的上帝①——伏尔泰。

①原文为法文。——译者

批判两种与文明价值有关的观点。社会的构想，这对伏尔泰来说是最美好的构想。因为，除了维护它、完善它，别无更高的目的；这正是尊重社会习俗的奴仆；美德为了维护“社会”、文化传教士、贵族、功绩卓著的统治阶层及其估价的需要而屈服于强加的偏见。但是，卢梭始终是个无教养的人，也是文学家，这是闻所未闻的；他厚颜无耻，他蔑视一切他未经手的事物。

卢梭身上的病态却使绝大多数人为之倾倒，争相效法。（拜伦同他一脉相承；也苦心孤诣地追求不同凡响的谈吐和举止，追求复仇和怨恨；这是“卑鄙行径”的标志；后来，是威尼斯恢复了他的平衡，他知道了更为轻松愉快的是什么……那就是无忧无虑）。

卢梭，不顾自己的出身，却为自己的我行我素感到骄傲。

但是，假如有人当面指出这一点，他却激动非常……

无疑，卢梭患的是精神障碍症，伏尔泰却异常健康而轻捷。那是病人的怨怒；卢梭神经错乱的年代，也就是他蔑视人的时代，是他多疑的时代。

卢梭替谨言慎行辩解（反对伏尔泰的悲观主义）。因为，要能诅咒社会和文明，他需要上帝；万物都应安分守己，因为都是上帝造的；唯有人败坏了人。作为自然人的“善良的人”原来纯属子虚；但是，用上帝这个有作家资格的教条来看，这种人就是可能的和有根据的了。

卢梭的浪漫主义：激情（“受难的自主权利”）；“自然性”；疯狂的迷惑力（指望飞黄腾达的妄想）；弱者荒唐的虚荣；庸众的仇怨成了法官（“几百年来，人们一直把病人当成政坛的元首”）。

〈８３〉

“假如没有基督教信仰”，巴斯噶说，“你们就会自行发展，就像自然界和历史那样，一个是庞然大物，一个是混沌世界”。我们完成了这一预言：在体弱多病乐观主义的１８世纪把人美化和理性化之后。

叔本华和巴斯噶。——在一定意义上说，叔本华是再现巴斯噶运动的第一人，一个是庞然大物，一个是混沌世界，因此，应该加以否定的就成了……历史、自然界和人自身！

“我们无认识真理的能力，这乃是我们堕落的结果，我们道德沦丧的结果”，巴斯噶这样说。这样，叔本华就有了立足点。“理性堕落愈严重，则济世良方就愈显得必要”——或者，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否定。

〈８８４〉

亨德尔、莱布尼茨、歌德、俾斯麦——他们是德意志这个强大种类的典型代表。他们生于对抗而不犹豫，充满了抵御信念和教义的强力，利用一个去反对另一个，但却给自己保留自由活动的余地。

〈９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