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真的动了气。

“我发誓。”

“不信。”

“只能信。”我说，心里大为不快。

她再没说下去，把我逐出门外，自己也出来锁上门。

我们一声不响地沿着河边小路行走，走到停车的空地。

我拿纸巾擦挡风玻璃的时间里，她满脸狐疑地慢慢绕车转了一圈，然后细细盯视引擎盖上用白漆大笔勾勒的牛头。牛穿着一个大大的鼻栓，嘴里衔着一朵白玫瑰发笑。笑得十分粗俗。

“你画的？”

“不，原先的车主。”

“干嘛画牛呢？”

“哦——”

她退后两步，又看了一气牛头画，随后像是后悔自己多嘴似地止住口。

车里闷热得很。到港口之前她一言未发，只顾用手中擦试滚落的汗珠，只顾吸烟不止——点燃吸上两三口，便像检验过滤嘴上沾的口红似地审视一番，旋即按进车体上的烟灰盒，又抽出一支点燃。

“喂，昨晚我到底说什么来着？”临下车时她突然问道。

“很多很多，嗯。”

“哪怕一句也好，告诉我。”

“肯尼迪的话。”

“肯尼迪？”

“约翰．F．肯尼迪。”

她摇头叹息：

“我是什么也记不得了。”

下车之际，她不声不响地把一张千元钞票塞进后望镜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