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毫无痛苦的潜伏期在我身上持续了二十五年，接着突然发作了，人们说我得了这种病。

但是，他们不称它为麻疹，而称它为幽默。

公司里的职员们凑份子买了一个银墨水台，祝贺经理的五十寿辰。我们拥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送给他。

我被推选为发言人，说了一段准备了一星期之久的短短的贺词。

这番话非常成功，全是警句、双关语和可笑的牵强附会，笑声几乎震倒这家公司——在五金批发行业中，它算是相当殷实的。老马洛本人居然咧开了嘴，职员们马上顺水推舟，哄堂大笑。

我作为幽默家的名声，就是那天早晨九点半开始的。

之后好几个星期，同事们一直煽动我自满的火焰。他们一个个跑来对我说，我那番话是多么俏皮，老兄，并且向我解释话中每一处诙谐的地方。

我逐渐发觉他们指望我继续下去。别人可以正经地谈论生意买卖和当天的大事，对我却要求一些滑稽和轻松的话语。

人们指望我拿陶器也开开玩笑，把搪瓷铁器挖苦得轻松些。我是簿记员，假如我拿出一份资产负债表而没有对总额发表一些滑稽的评论，或者在一张犁具的发票上找不到一些令人发噱的东西，别的职员们便会感到失望。

我的声誉逐渐传开，我成了当地的“名人”。我们的镇子很小，因而才有这种可能。当地的日报经常引用我的言论。社交集会上，我是不可或缺的人。

我相信自己确实也有点儿小聪明和随机应变的本领。我有意培养这种天赋，并且通过实践加以发展。我的笑话的性质是和善亲切的，绝不流于讽刺，使别人生气。人们老远见到我便露出笑容，等到走近时，我多半已经想好了使他的笑容变为哈哈大笑的妙语。

我结婚比较早。我们有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儿。当然，我们住在一幢墙上攀满蔓藤的小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在五金公司担任簿记员的薪水不很丰厚，但可以摒绝那些追随着多余财富的恶仆。

我偶尔写些笑话和我认为特别有趣的随感，寄给登载这类作品的刊物。它们马上全被采用了。有几个编辑还来信鼓励我继续投稿。

一天，一家著名周刊的编辑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建议我写一篇幽默的文章，填补一栏地位；还暗示说假如效果令人满意，他准备每期都刊登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星期后，他提出与我签订一个合同，报酬比五金公司给我的薪水高得多。

我非常高兴。我妻子已经在她的心目中替我加上了一顶不朽的文学成就的桂冠。那天晚饭，我们吃了炸虾饼和一瓶黑莓酒。这是我摆脱单调工作的机会。我非常认真地同路易莎把这件事研究了一番。我们一致认为应当辞去公司里的职位，专门从事幽默。

我辞职了。同事们为我设宴送别。我在宴会上的讲话非常精采。报纸全文发表了。第二天早晨，我一觉醒来，看看钟。

“哎呀，晚啦！”我嚷着去抓衣服。路易莎提醒我，如今我已经不是五金和营造材料的奴隶，而是专业的幽默家了。

早饭后，她得意地把我带到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可爱的女人！我的桌子、椅子、稿纸、墨水、烟灰缸全都摆好了。还有作家的全套配备——插满新鲜玫瑰和忍冬的花瓶，墙上去年的日历，字典，以及在灵感空档时嚼嚼的一小袋巧克力。可爱的女人！

我坐下来工作。墙纸的图案是阿拉伯花叶，或者苏丹宫女，或者——也许是四边形。我的眼睛盯住其中的一个图案。我想到了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