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吃着蛋，忽然来了两个拿着手提箱的修女——我猜想她们大概是要搬到另外一个修道院去，正在等候火车——挨着我在吃饭的柜台旁边坐下。她们好象不知道拿她们的手提箱往哪儿搁好，因此我帮了她们一手。这两只手提箱看上去很不值钱——不是真皮的。这原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我知道，可我最讨厌人家用不值钱的手提箱。这话听起来的确很可怕，可我只要瞧着不值钱的手提箱，甚至都会讨厌拿手提箱的人。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在爱尔克敦.希尔斯念书的时候，有一时期跟一个名叫狄克.斯莱格尔的家伙同住一个房间，他就用那种极不值钱的手提箱。他并不把这些箱子放在架子上，而是放在床底下，这样人家就看不见他的箱子跟我的箱子并列在一起。我为这件事心里烦得要命，真想把我自己的手提箱从窗口扔出去，或者甚至跟他的交换一下。我的箱子是马克．克罗斯制造的，完全是真牛皮，看样子很值几个钱。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我最后也把我的手提箱从架子上取下来，搁到了我的床底下，好不让老斯莱格尔因此产生他妈的自卑感。

可是奇怪的事发生了，我把我的箱子搁到床底下之后，过了一天他却把它们取了出来，重新搁回到架子上。他这样做的原因，我过了很久才找出来，原来他是要人家把我的手提箱看作是他的。他真是这个意思。在这方面他这人的确十分好笑。比如说，他老是对我的手提箱说着难听的话。他口口声声说它们太新，太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他最爱说的混帐口头禅。他不知是从哪儿谈到的或是听来的。我所有的一切全都他妈的太资产阶级。连我的自来水笔也太资产阶级。他一天到晚向我借着使，可它照样太资产阶级。我们同屋住了约莫两个月后，双方都要求换房。好笑的是，我们分开以后，我倒很有点想念他，因为他这个人非常富于幽默感，我们在一起有时也很快乐。如果他也同样在想念我，我决不会惊奇。最初他说我的东西太资产阶级，他只是说着玩儿，我听了一点也不在乎——事实上，还觉得有点好笑。可是过了些时候，你看得出他不是在说着玩了。问题是，如果你的手提箱比别人的值钱，你就很难跟他同住一屋——如果你的手提箱真的好，他们的真的不好。或许你看见对方为人聪明，富于幽默感，就会以为他们不在乎谁的手提箱好，那你就错了。他们可在乎呢。他们的确在乎。后来我去跟斯特拉德莱塔这样的傻杂种同住一屋，这也是原因之一。至少他的手提箱跟我的一样好。

嗯，那两个修女坐在我旁边，我们就闲聊起来。我身旁的那个修女还带着一只草篮子，修女们和救世军姑娘们在圣诞节前就是用这种篮子向人募捐的。你常常看见她们拿着篮子站在角落里——尤其是在五马路上，在那些大百货公司门口。嗯，我身旁的那个修女把她的篮子掉在地上了，我就弯下腰去替她拾起来。我问她是不是出来募捐的。她说不是。她说她收拾行李的时候这只篮子装不进箱子，所以就提在手里。她望着你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很可爱。她的鼻子很大，戴的那副眼镜镶着铁边，不怎么好看，可她的脸却非常和蔼可亲。“我本来想，你们要是出来募捐，”我对她说，“我也许可以捐几个钱。其实你们不妨把钱留下，等到你们将来募捐的时候算是我捐的。”

“哦，你真好，”她说。另外一个，她的朋友，也拍起头来看我。另外那个修女一边喝咖啡，一边在看一本黑皮的小书。那书的样子很象《圣经》，可是比《圣经》要薄得多。不过那是本属于《圣经》一类的书。她们两个都只吃烤面包片和咖啡当早点。我一见，心里就沮丧起来。我最讨厌我自己吃着咸肉蛋什么的，别人却只吃烤面包片和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