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下午他终于鼓起了勇气。他发现她在昏暗的起坐间里头痛得眼睛发花。

“什么药都不起作用，”她回答他的问题时说，“而且我不能吃头痛粉，霍尔医生不允许。”

“我认为我能治好你的头痛，不用吃药，”马丁回答，“当然，我没有把握，不过我想试一试。很简单，用按摩。我最初是从日本人那儿学的。你知道他们是个按摩师的民族。然后我又从夏威夷人那儿重新学了一遍，有些变化。他们叫它‘罗米罗米’。凡是药物能治的病它都能治；药物不能治的病有些它也能治。”

他的手刚碰到她的头她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舒服极了，”她说。

半小时之后她说话了，问道：“你累不累？”

这问题只是个形式，答案她分明知道。然后她便一边朦胧思考着他的力量所产生的镇痛作用一边开始昏昏欲睡。生命从他的指尖流出，驱赶着（或者说她似乎觉得驱赶着）疼痛，直到它完全消失。她睡着了，他也悄悄走掉了。

那天晚上她给他打电话，表示感谢。

“我一直睡到晚饭才醒，”她说，“你完全治好了我的病，伊甸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他回答时口头虽结巴，心里却暖和，非常高兴。在整个通话时间里他心里涌动着关于勃朗宁和多病的伊丽莎白巴瑞特的回忆。做过的事还可以再做；为了露丝莫尔斯地马丁伊甸能够做而且愿意做。他回到屋里那卷斯宾塞的《社会学》去。那书翻开放在床上，但他没读进去。爱情折磨着他，蹂躏着他的意志。他发现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决定，坐到了那张有墨水印迹的小桌旁。那天晚上地所写的十四行诗是他此后两个月内写成的五十首爱情组诗的第一百。他写时心里想着《葡萄牙人的爱情十四行诗》①。他的诗是在产生伟大作品的最佳条件下写成的：在生活的紧要关头，在他因甜蜜的疯魔而痛苦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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