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从不以斗争的态度对付他的含有挑战性的通讯者。他的高贵的原则是无论何人，受了真理，永远不可把各种宗教的不同与缺点作准，而是应当注意沟通各种宗教与造成宗教的价值的特点。——“我对于一切宗教，努力抱着这种态度，尤其是对于回教。”一九○八年六月十日埃尔基巴热夫书。——他对于那个暴怒的回教僧，只答道：“一个具有真正宗教情操的人的责任，在于以身作则，实践道德。”我们所需要的尽在于此。一九○三年八月二十日致穆罕默德萨迪克书。他佩服穆罕默德，他的若干言论使他感服。托尔斯泰极佩服穆罕默德关于贫穷的祈祷：“吾主，使我在贫穷中生存，在贫穷中死去！”但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人，如基督一样。欲使穆罕默德主义与基督主义成为一种正当的宗教，必须放弃对于一个人或一部书的盲目的信仰；只要他们容纳一切与全部人类的良心与理智符合的东西。——即在包容他的思想的适当的形式中，托尔斯泰也永远留神着不拂逆他的对手的信仰：“如果我得罪你，那么请你原谅我。我们不能说一半的真理，应当说全部，或者完全不说。”一九○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致阿芬迪阿尔沃伊索大书。

他的丝毫不能说服他的质问者。自是毋容提及的事。

至少，他遇到别的回教徒，明白的，自由的，和他表示完满的同情：——第一流中有著名的宗教改革者，埃及的大教士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一九○四年四月八日从开罗写信给他，祝贺他的被除教籍：因为这是贤圣之士的神明的报酬。他说托尔斯泰的光辉温暖了聚合了一切真理的探求者，他们的心永远期待着他的作品。托尔斯泰诚恳地答复了他。——他又受到驻君士坦丁堡波斯大使米尔扎里扎钱亲王（一九○一年海牙和平会议波斯首席代表）的敬礼。但他尤其受着巴布主义运动的吸引，他常和这派人物通声气。其中如神秘的加布里埃勒塞西于一九○一年自埃及致书于他，这是一个阿拉伯人，改信了基督教以后又转入波斯的巴布主义。塞西向托尔斯泰陈述他的主张。托尔斯泰答言（一九○一年八月十日）“长久以来巴布主义已使他感到兴趣，关于本问题的书籍，他已读过不少”；他对于它的神秘的根据及其理论认为毫无重要，但他相信在东方可以成为重要的道德律：“巴布主义迟早将和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融和。”他曾写信给一个寄给他一部巴布主义书的俄国人，说他确信“从现在各种教派——婆罗门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中产生的一切合理化的宗教箴规必能获得胜利”。他看到它们全体的倾向是“会合到普遍地合于人间性的惟一的宗教”方面去。——他得悉巴布主义流入俄国感染了卡赞地方的鞑靼人，大为喜悦，他邀请他们的领袖沃伊索夫到他家里和他谈了很久，这件事故有古谢夫的记载（一九○九年二月）可考。

一九○八年底祝寿文集中，一个加尔各答地方的法学家，名叫阿卜杜拉－阿勒－边蒙－苏赫拉瓦尔迪，代表了回教国，作了一篇称颂备至的纪念文。他称他为尤吉，此系印度的苦修士。他承认他的无抵抗主义并不与穆罕默德的主义相抵触；但“应当如托尔斯泰读《圣经》一般，在真理的光辉中而非在迷信的云雾中读《可兰经》”。他称颂托尔斯泰之不为超人，而是大家的兄弟，不是西方或东方的光明，而是神的光明，大众的光明。随后他预言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与“印度圣哲的教训混合之后，或能为我们这时代产生出若干新的救世主”。

这确是在印度出现了托尔斯泰所预告的活动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