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于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实行他所宣传的主张的那般人，抱着很谦虚很严肃的态度。对于他，不受到官厅的虐待是一种剧烈的痛苦。他渴望殉道，但政府很乖，不肯使他满足。“在我周围，人们凌虐我的朋友，却不及于我，虽然我是惟一可算作有害的人。显然是因为我还不值得加以凌虐，我真为此觉得羞耻。”（一八九二年五月十六致捷涅罗莫书）“我处在自由的境地中真是难堪。”（一八九四年六月一日致捷涅罗莫书）为何他做了那些事情还是那么太平无事？只有上帝知道！他侮辱皇帝，他攻击国家，斥为“这可恶的偶像，人们为了它牺牲了生命，自由和理智”。（见《世界之末日》；参看《战争与革命》中他节述的俄国史）这是魔鬼展览会：“疯狂的魔王伊万，酒鬼彼得一世，愚昧的厨役叶卡捷琳娜一世，淫乱的伊丽莎白，堕落的保尔，弑亲的亚历山大一世”，（可是他是惟一博得托尔斯泰的幽密的好感的君主，）“残忍而愚昧的尼古拉一世，不聪明的亚历山大二世，恶的亚历山大三世，傻子、犷野而昏昧的尼古拉二世……"对于杜霍博尔人、格鲁吉亚人，与对于逃避军役的人一样，他全没有教训的神气。

“凡不能忍受任何试炼的人什么也不能教导忍受试炼的人。”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致逃兵贡恰连科书。

他向“一切为他的言论与文字所能导向痛苦的人”请求宽耍一八九七年致杜霍博尔人书。他从来不鼓励一个人拒绝军役。这是由各人自己决定的。如果他和一个正在犹豫的人有何交涉时，“他老是劝他接受军役，不要反抗，只要在道德上于他不是不可能的话”。因为，如果一个人犹豫，这是因为他还未成熟；“多一个军人究竟比多一个伪善者或变节者要好一些，这伪善与变节是做力不胜任的事的人们所容易陷入的境界”。

一九○○年致友人书。他怀疑那逃避军役的贡恰连科的决心。他怕这青年受了自尊心与虚荣心的驱使，而不是“为了爱慕上帝之故”。一九○五年二月十二日致贡恰连科书。对于杜霍博尔人他写信给他们，教他们不要为了骄傲为了人类的自尊心而坚持他们的抵抗，但是要“如果可能的话，把他们的孱弱的妻儿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他们”。他们只“应当在基督的精神降临在他们心中的时候坚持，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因了痛苦而感到幸福”。一八九七年致杜霍博尔人书。在普通情形中，他总请求一切受着虐待的人，“无论如何不要断绝了他们和虐待他们的人中间的感情”。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致贡恰连科书。即是对于最残忍的古代的希律王，也要爱他，好似他在致一个友人书中所写的那般：“你说：‘人们不能爱希律王。’——我不懂，但我感到，你也感到，我们应当爱希律王。我知道你也知道，如果我不爱他，我会受苦，我将没有生命。”一九○五年十一月致友人书。托尔斯泰的关于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基督教精神与爱国主义》（一八九四年）；《爱国主义与政府》（一九○○年）；《军人杂记册》（一九○二年）；《日俄战争》（一九○四年）；《向逃避军役的人们致敬》（一九○九年）。

神明的纯洁，爱的热烈，终于连福音书上的“爱你的邻人如你自己一般”那句名言也不能使他满足了，因为这还是自私的变相！他以为原文有误，“十诫”中的第二条应当是“爱你的同胞如他一样”，即如上帝一样。（见和捷涅罗莫谈话）有些人认为这爱情是太广泛了，把人类自私的情绪摆脱得那么干净之后，爱不将变成空洞么？——可是，还有谁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