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正值一八八四年初，直到一八八五年元月，一切都称心如意。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大家围着桌子坐在一起吃早餐时，我的父亲忽然一声惊叫，只见他坐在那里，一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的五指伸开的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的桔核。他平日总嘲笑我所说伯父的遭遇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一旦他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却也吓得大惊失色，神志恍惚。

“‘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的心变成一块铅似地沉重。"这是ＫＫＫ．．．，"我说。

“他看看信封的内层。"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又写着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膀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

“‘花园里的日晷仪，别处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被毁掉的那些。’

“‘呸！"他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容许有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从敦提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有什么关系？对这种无聊的事我不屑一顾。’

“‘要是我的话，就一定报告警察，"我说。

“‘这样，我痛苦，却让他们讥笑，我不干。’

“‘那末让我去报告吧？’

“‘不，也不许你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庸人自扰。’

“与他争辩是徒劳的，因为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我只好走开，心里惴惴不安，充满大祸将临的预感。

“接到来信以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现在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

我为他的出访而感到高兴，在我看来，仿佛他离开了家倒可避开危险。可是我想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来一封电报，要我立即赶赴他那里。我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这附近地区是很多的。他摔碎了头骨，躺在里边不省人事。我急切地跑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从此与世长辞了。显而易见，他是在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由于乡间道路不熟，白垩坑又无栏杆遮挡，验尸官便毫不迟疑地作出了"由于意外致死"的判断。我审慎地检查了每一与他死因有所关联的事情，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行动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关于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的记录。可是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平静的。我几乎可以确定：一定有人在他的周围策划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我继承了遗产。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种意外事故所决定的，所以不管是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另一所房子里，祸事必将同样紧平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在一八八五年一月惨遭不幸的，至今倏已两年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是幸福的。

我已开始抱着这种希望：灾祸业已远离我家，它已与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告终了。谁知我这样的自慰还为时过早。昨天早上，灾祸又临门了，情况和我父亲当年经历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向桌旁，他摇落在桌上五个又小又干的桔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

信封里还是我父亲接到的最后一封信里的几个字："K.K．K"。

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福尔摩斯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