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又给我的合股人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在发展我们的种植园工作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在扩大工厂经营中所表现的廉洁精神。在信中，我对今后如何处置我的那部分资产作了指示，请他按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力，把我应得的收益寄给老船长。以后办法如有改变，我将会再详细通知他。同时，我还告诉他，我不仅会亲自去巴西看他，还打算在那里定居，度过我的余生。另外，我又送了一份丰厚的礼物给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因为老船长告诉我，他已有了家室。礼物中包括一些意大利丝绸，两匹英国细呢，那是我在里斯本市场上所能买到的最好的呢料，五匹黑色粗呢，以及一些价格昂贵的佛兰德斯花边。

就这样，我把该料理的事情都办了，把货也卖出去了，又把我的钱财换成可靠的汇票，下一步的难题就是走哪一条路回英国。海路我是走惯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就是不想走海路。我不愿意从海路回英国，尽管我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理由。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以至有两三次，我把行李都搬到船上了，可是还是临时改变了主意，重新把行李从船上搬了下来。

我的航海生涯确实非常不幸，这也许是我不想再出海的理由之一。但在这种时候，任何人也不应忽视自己内心这种突然产生的念头。我曾特别挑选过两条船，本来我是决定要搭乘的。其中有一条，我把行李都搬上去了；另一条，我也都和船长讲定了。可是，最后我两条船都没有上。后来，那两条船果然都出事了。一条给阿尔及利亚人掳了去；另一条在托贝湾的斯塔特岬角沉没了，除了三个人生还，其他人都淹死了。反正不管我上哪条船，都得倒霉；至于上哪条船更倒霉，那就很难说了。

我为这事心里烦透了，就去与老船长商量。他坚决反对我走海路，而劝我最好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渡过比斯开湾到罗谢尔，再从罗谢尔走陆路到巴黎，既安全又舒适，然后再从巴黎到加来和多佛尔；或先到马德里，然后由陆路穿过法国。

总之，我不想走海路已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怎么也无法改变了；唯一我愿意坐船的一段路，就是从加来到多佛尔这段海路。现在，我既不想急于赶路，又不在乎花钱，所以就决定全部走陆路，而且陆上旅行实在也是很愉快的。为了使这次旅行更愉快，我的老船长又给我找了一位英国绅士为伴。此人是在里斯本的一位商人的儿子，他表示愿意和我结伴同行。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不过两位葡萄牙绅士的目的地是巴黎。这样，我们现在一共有六个旅伴和五个仆人；那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各共用一个听差。而我除了星期五之外，又找了一个英国水手当我路上的听差，因为星期五在这异乡客地，难以担当听差的职务。

我们就这样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都骑着好马，全副武装，成了一支小小的部队。大家都很尊敬我，称我为队长，一来是我年纪最大，二来我有两个听差。再说，我也是这次旅行的发起人哩。

前面，我没用我的航行日记使读者生厌；现在，我当然也不想用陆上旅行日记使读者厌烦了。但是，这趟旅行既疲劳又艰苦，期间也发生了几件险事，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

我们到了马德里之后，因为大家都第一次来到西班牙，所以都想逗留几天参观一下西班牙皇宫和其他值得观光的地方。但这时已近夏末秋初，我们不得不匆匆重新上路。离开马德里时，已是十月中旬了。可是，当我们到达纳瓦拉边境时，在沿路的几个小城镇里听到人们议论纷纷，说在法国境内的山上，已经大雪纷飞。几个冒险试图越过山区的旅客，都被迫返回了潘佩卢那。

我们到达潘佩卢那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这么多年来，我一向过惯了热带气候，在那里连衣服也热得穿不上。可现在突然遇此严寒，实在使我有点受不了。尤其是，十天以前，我们才离开旧卡斯蒂利亚；那儿气候不仅温暖，甚至很热。

现在，从比利牛斯山上一下子吹来一股寒风，冷得叫人受不了。我们的手脚都冻得麻木了，差点儿把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冻掉。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令我们非常苦恼。

可怜的星期五一辈子没见过雪受过冻。现在忽然看见大雪封山，天寒地冻，简直把他吓坏了。

更糟的是，我们到达潘佩卢那后，大雪一直下个不停。人们都说，今年冬天来得特别早。这一段路本来就不好走，现在更是无法通行了。有些地方积雪很深，寸步难行；而且，这一带的雪不像北方那样冻得结结实实的，而是很松软，因此走在上面随时有被活埋的危险。我们被阻在潘佩卢那不下二十天，眼看冬季已到来，天气没有转好的可能，因为这一年是人们记忆中欧洲最严寒的冬天。在此情况下，我提议我们应先到封塔拉比亚，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波尔多，那段海路不太远。

正当我们在考虑另寻出路时，忽然来了四位法国绅士。他们曾经在法国境内的山路上被雪所阻，正像我们在这儿西班牙境内的山路上被雪所阻一样。但是，他们后来找到了一个向导，带他们绕过朗格多附近的山区，一路上没碰到什么大雪；即使在雪最多的地方，据他们说也冻得很硬，人和马通行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