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又想到：尽管他们用如此残暴不仁的手段互相残杀，于我却毫无干系。他们并没有伤害我。如果他们想害我，我为了保卫自己而向他们进攻，那也还说得过去。可现在我并没有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因而也不可能谋害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若主动攻击他们，那就没有道理了。我若这样做，无异于承认那些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暴行是正当的了。大家都知道，西班牙人在美洲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当地土人。这些土着民族崇拜偶象，确确实实是野蛮民族；在他们的风俗中，有些仪式残忍野蛮，如把活人祭祀他们的偶像等等。可是，对西班牙人而言，他们都是无辜的。西班牙人这种杀人灭种的行为，无论在西班牙人自己中间，还是在欧洲各基督教国家中谈论起来，都引起极端的憎恶和痛恨，认为这是一种兽性的屠杀，一种人神共恨的残酷不仁的暴行。"西班牙人"这个名词，在一切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和基督徒同情心的人们中，成了一个可怕的字眼，就仿佛只有西班牙这个国家才出这样的人：他们残酷不仁，对不幸的人竟毫无怜悯之心；而同情和怜悯正是仁慈品德的标志。

基于上述考虑，我中止了执行攻击野人的计划，或至少在某些方面几乎完全停止了行动。这样，我逐渐放弃了这一计划，因为，我认为自己作出袭击那些野人的决定是错误的。

我不应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除非他们先攻击我。我应做的是，只要可能，尽量防止他们攻击我自己。不过，现在我至少知道，如果自己一旦被发现并受到攻击，该如何对付他们了。

另外，我也认识到，这种主动攻击野人的计划不仅不能拯救自己，反而会完全彻底地毁灭自己。因为，除非我有绝对把握杀死当时上岸的每一个人，还能杀死以后上岸的每一个人；否则，如果有一个人逃回去，把这儿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的同胞，他们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过来报仇，我这岂不是自取灭亡吗？这是我当前绝对不应该做的事。

最后，我得出结论：无论在原则上还是策略上，我都不应该管他们自己的事。我的任务是，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不让他们发现我，并且不能留下任何一点细微的痕迹，会让他们怀疑有人住在这小岛上。

这种聪明的处世办法还唤起了我的宗教信念。种种考虑使我认识到，当时我制定的那些残酷的计划，要灭绝这些无辜的野人，完全背离了我自己的职责，因为，他们至少对我是无辜的。至于他们彼此之间所犯的种种罪行，于我毫无关系。他们所犯的罪行，是一种全民性的行为，我应该把他们交给上帝，听凭上帝的裁判，因为上帝是万民的统治者，上帝知道用什么样的全民性的处罚来惩治全民性的犯罪行为，怎样公开判决这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吃人饮血的罪人。

现在，事情在我看来已经非常清楚了。我觉得，上帝没有让我干出这件事来，实是一件最令我庆幸的事情。我认识到，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干这件事；如果我真的干了，我所犯的罪行无异于故意谋杀。于是我跪下来，以最谦卑的态度向上帝表示感谢，感谢他把我从杀人流血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并祈祷他保佑我，不让我落入野人手里，以防止我动手伤害他们；降非上天高声召唤我，让我为了自卫才这样做。

此后，我在这种心情下又过了将近一年。在这段时期，我再也没有去那座小山视察他们的踪影，了解他们有没有人上岸。因为，一方面我不想碰到这些残忍的家伙，不想对他们进行攻击；另一方面，我生怕自己一旦碰上他们会受不住诱惑，把我原来的计划付诸实施，生怕自己看到有机可趁时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在此期间，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停放在岛那边的小船转移到岛的东边来。我在一个高高的岩石下发现了一个小湾，我就把船隐藏在这个小湾里。那儿有一股急流，我知道那些野人无论如何也不敢或不愿坐小船进来的。

同时，我把放在船上的一切东西都搬了下来，因为一般短途来往不需要这些东西，其中包括我自己做的桅杆和帆，一个锚样的东西--其实，根本不像锚或搭钩，可我已尽我所能，做成那个样子。我把船上所有的东西通通搬下来，免得让人发现有任何船只或有人居住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