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起头，随意而友好地对我笑了笑，他那张被生命遗弃的脸因此看起来颇为怪异。我同时明白了两件事，这让我坐在那里毛骨悚然。

第一，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要写什么中世纪的欧洲史。我说的是寻找与自己这本书有关的资料，想做一份有关刺穿者弗拉德，也就是传说中的德拉库拉的生平资料的完整目录。霍华德马丁是研究医药的，和我做学术一样，讲究精确，他绝对不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犯这种错误。

第二，我此时看到的这个可怜的人，也许是被什么可怕的疾病困扰着，从内部腐坏了。他的嘴唇显出正在衰颓的有气无力的样子。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伊斯坦布尔的那个官员，尽管霍华德马丁脖子上没有不妥的痕迹。我抑制住自己的恐惧，把书和笔记从他的手里接了过来，听到他又开口了。

“顺便提一下，那幅地图非同寻常。”

“地图？”我呆住了。我只知道一幅地图——实际上是三幅，比例尺大小不同而已——而我看不出那幅地图和我现在的意图有什么关系，而且我肯定自己并没有对这个陌生人提起过那幅地图。

“您是自己画的吗？很明显，那地图并不太老，不过我想您不是一个画家吧。当然，也不是什么恐怖的那种，如果您不介意我那样说的话。”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无法明白他话里的含义，也不愿意反问他，我害怕这样一来我会说出不该说的话。我在书里留了一幅自己描摹的图吗？如果是，我真是蠢到家了。但我肯定在把书交给他之前看过是否有东西夹在里面的。

“我把它放回去了，所以它还在那儿。”他安慰我说。“罗西博士，现在您是想让我带您去我们财务部，还是让他们把账单寄到您家里呢？”他给我打开门，又露出他那职业性的苦笑。我稳住自己，没有马上去翻书找那张地图。借着走廊里的灯光，我发现我早先觉得马丁先生微笑很怪异，一定是自己胡思乱想。也许连他的病也是我想象出来的。他肤色没有什么不对，多年在故纸堆里的工作让他有点驼背而已，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站在门口，伸出一只手，热情地与我道别，华盛顿式的道别。我握住他的手，低声说着希望账单可以寄到我学校来。

我警觉地离开他门口，穿过走廊，离开了那座包围着他和他同事辛勤工作的红色城堡，来到空气清新的户外，我漫步走过郁郁葱葱的草地，坐到一张长凳上，努力显得若无其事，努力感到若无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