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计划：他在天亮以前醒来，很快地付清了账单，离开旅馆，进入森林，然后，借口要画画，他花钱受到一个农民的友好接待，给自己弄到一套伐木者的衣服，一把斧头，脱掉身上的狮子皮，打扮成伐木者的装束；然后，他用泥土涂满双手，用一把铅梳弄脏他的头发，用他的一个老同行传授他的方法把他的皮肤染成褐色，白天睡觉，晚上行路，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到有人的地方去买一块面包吃，在森林里穿来穿去，一直到达最近的边境。一旦越过了国界，安德烈便准备把他的钻石换成钱；加上他一直藏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的那十张钞票，他还可以有五万里弗左右，这样，他乐观地认为他的状况已并不十分悲惨了。而且，他认为腾格拉尔为了面子，一定会阻止那件丑事的张扬。这些理由，再加上疲倦，竟使安德烈睡得非常香甜。为了要早醒，他不曾关百叶窗，但他小心地闩好房门，并把那柄他永不离身的尖利的小刀放在桌子上。早晨七点钟左右，一缕温暖而又耀眼的阳光照到安德烈的脸上，唤醒了他。凡是条理清晰的头脑里，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和早晨醒来时的第一个念头总是相同的。安德烈还不曾睁开眼睛，他昨晚的念头便浮上他的脑海里来，并且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你睡得太久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到窗口。一个宪兵正在院子里踱步。在一个良心上没有任何内疚的人，宪兵也是世界上最让人心理发怵的东西，那黄蓝白的三色制服，实在是非常值得惊惶的。

“那个宪兵为什么在那儿呢？”安德烈自言自语地说。但立刻，——读者们无疑地也会对他这样说——他又理智地对他自己说，“在一家旅馆里看见一个宪兵是不值得惊奇的。我不要吓慌，赶紧穿好衣服再说吧！”于是那青年人便很快地穿起衣服来；他在巴黎过豪华生活的那几个月中，他的仆人给他脱衣服也没有自己现在穿衣服这样快。“好！”安德烈一面穿衣服，一面说。“等到他离开，我就可以溜了。”安德烈现在已穿上皮靴、打好领结，他一面这样说，一面轻轻地走到窗口，第二次掀起麻纱窗帘。不但第一个宪兵依旧站在那儿，他现在发觉第二个穿黄蓝白三色制服的人站在楼梯脚下，——他下楼唯一的柴梯，——而第三个宪兵则骑着马，手里握着火枪，象一个哨兵似的站在大门口的街上，而钟瓶旅馆又只有这样一个出口。这第三个宪兵的出现肯定有特殊的原因的，因为他的前面有一群好奇的闲荡汉，紧紧地阻塞了旅馆的进口。“糟糕！他们找我！”这是安德烈的第一个念头。他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他焦急地向四面观望。他的房间，象这一层楼所有的房间一样，只有一扇通向走廊的门，从那道门出去是谁都看得见的。“我完啦！”这是他的第二个念头。的确，一个象安德烈犯那样罪的人，一次被捕就是等于终生的监禁、审判和处死，——而且毫不被人同情或早晚被处死。他痉挛地把他的头在自己的双手里埋了一会儿，在那一刹那间，他几乎吓得发疯；不久，从那混乱不清的脑子里和杂乱的思想里闪出了一线希望，他变白的嘴唇和苍白的脸上现出一丝微笑。他向四面一看，在壁炉架上看见了他所搜索的目标；那是笔、墨水和纸。他勉强镇定下来，把笔在墨水里蘸了一蘸，在一张纸上写了下面这几行字：“我没有钱付账，但我并非是一个不忠实的人；我留下这只十倍于房钱饭钱的夹针作抵押品。我在天刚亮时就逃走了，因为这会使我很难堪。”

于是他从领结上除下别针，放在那张纸上。等这一切办完以后，他不让房门继续紧闭，走过去拔开门闩，甚至把门拉成半开半掩的样子，象是他已离开房间，忘记关门似的；他抹掉地板上的足迹，熟练地溜进壁炉烟囱，开始顺着空烟囱往上爬；烟囱是他逃走的唯一机会了。与此同时，安德烈所注意到的那第一个宪兵已跟着警察局的执事官走上楼来，第二个宪兵仍守着楼梯，第三个宪兵仍守在大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