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早晨十点钟的光景，维尔福先生的门前聚集着很大的一群人。一长列丧车和私家马车从圣奥诺路一直伸展到庇比尼路。在诸多马车里，有一辆车子的样式非常古怪，看来象是从外地来的。那是一种带蓬的大车，车身是黑色的，是最先来参加送葬的车子之一。有人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据打听的结果，原来真是巧合得出奇：圣梅朗侯爵的遗体就在这辆车子里，人们最初以为只来为一个人送丧，现在却要跟在两具尸体后面走了。圣梅朗侯爵是国王路易十八和查理王十世最忠实的大臣之一，他的朋友很多；这些，再加上应维尔福的社会声望而来的一批人，就成了很大的一群。

当局得到通知，准许两件丧事同时举行，第二辆柩车装饰得极其华丽，车一驶到维尔福先生门口，里面的那口棺材就搬进那辆柩车里。维尔福先生早就在拉雪兹神父墓地选好了家墓，准备安葬他的家属，这两具遗体就葬在那儿。可怜的蕾妮早已等在那儿，十年的分别以后，现在她又可以和她的父母相聚在一起了。巴黎人永远是好奇的，看见大出丧老是很爱激动，他们带着宗教的虔敬，目送着那壮观的行列陪伴着这两个老贵族到他们最后的安息地去。两个以最忠实可靠、最坚守传统习惯和信仰最坚定著称的老贵族。在一辆丧车里，波尚、阿尔贝和夏多勒诺在谈论侯爵夫人的猝死。

“去年我还在马赛见过圣梅朗夫人，”夏多勒诺说，“我还以为她可以活到一百岁呢，因为她身体极好，头脑很活跃，身子骨也很棒，她有多大年龄了？”

“弗兰兹告诉我，”阿尔贝答道，“她有七十岁了。她不是死于年老衰弱而是愁死的，侯爵的死她非常悲痛，自从侯爵死后，她的理智似乎始终没有完全恢复过。”

“但她是生什么病死的呢？”波尚问道。

“据说是脑充血，也许是中风，那两种病症差不多的，是不是？”

“差不多。”

“中风是不大可能，”波尚说，“我曾见过圣梅朗夫人一两次，身材很矮很瘦，是一个神经质而不是多血质的人。象圣梅朗夫人这样的体质，不可能因悲哀过度而中风的。”

“总而言之，”阿尔贝说，“不论杀死她的是疾病还是医生，维尔福先生，说得确切些，我们的朋友弗兰兹，是要继承一笔很可观的遗产，我相信他因此每年可以增加八万里弗的收入。”

“等到那个老雅各宾党徒诺瓦蒂埃去世的时候，他的财产还可以再加一倍。”

“那真是一个意志顽强的老爷爷，”波尚说——“就象贺拉斯说的‘意志坚强的人’。我想，他一定和死神有协定，要看到所有的子女落葬。他很象一七九三年的那个老国民议会议员，这人在一八一四年对拿破仑说：‘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您的帝国一是棵年轻的花草，由于生长得太快，所以茎子特别脆弱。请把共和国作为一个支柱，让我们养好了气力再回到战场上去，我保证您可以拥有五十万军队，再来一次马伦戈大捷和第二次的奥斯特利茨战役。观念是会绝灭的，陛下，它们有时会打一个嗑睡，但在完全睡醒以后，比睡着以前更强劲有力。”

“在他看来，”阿尔贝说，“观念和人似乎是一样的东西。有一件事情我不理解——弗兰兹伊皮奈怎么能守着一位不能和他的妻子分离的太岳父？日子可怎么过？但弗兰兹在哪儿？”

“在最前面的那辆车子里，跟维尔福先生在一起，维尔福先生已经把他当作家庭的一员了。”

在所有的车子里，人们的谈话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两个人死得这样突然，而且这样迅速地接连到来，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奇怪，但谁都没有怀疑过什么，阿夫里尼先生在黑夜里告诉维尔福先生的那种可怕的秘密，更没有人想过，大约一小时他们到达了坟场。天气温和而晦暗，很适宜于举行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