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想干什么呀？”维尔福心里在想，按他的地位，他原是不能过问的，但他却极想知道他父亲的心思。他走了出去吩咐再找一个公证人来，却不知巴罗斯早已经找去了，因为他听到了公证人的那番话，并早已猜中了他主人的心思。检察官于是叫他的妻子前来。不到一刻钟，所召的人都聚集到那瘫子老人的房间里来了。第二个公证人也来到了。两位公证人只讲了几句话就互相明白了对方。他们拿出一份正式遗嘱的副本读给诺瓦蒂埃听，以便他对这类文件的一般条款有个大致的概念，然后，为了测验一个遗言人的能力，那第一位公证人就对他说道：“当一个人立遗嘱的时候，一般来说，总是有利或有损于某一个人的。”

“是的。”诺瓦蒂埃表示。

“您对于您财产的数目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有的。”

“我向您提几个数目，然后逐渐增加。当我讲到您的财产的那个数目的时，您就止住我，好不好？”

“好的。”

在这一段对话期间，房间里的气氛很庄严。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斗争，再也没有比现在这样更明显的了；这种情景即使不能称之为崇高，至少也够得上称为稀奇。他们在老人周围围成了一个圆圈；第二位公证人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准备笔录，他的同僚则站在遗言人的前面，准备问他刚才说过的那个问题。“您的财产超过了三十万法郎，是不是？”他说。诺瓦蒂埃表示的确是的。“是四十万法郎吗？”公证人问。诺瓦蒂埃的目光没动。“五十万？”仍旧没动。“六十万？七十万？八十万？九十万？”当他提到最后那个数目的时候，诺瓦蒂埃止住了他。

“那么您有九十万法郎罗？”公证人问。

“是的。”

“是地产？”

“不是。”

“证券？”

“是的。”

“证券在您手里吗？”

“诺瓦蒂埃先生向巴罗斯望了一眼，表示他需要某种东西，而那个东西他知道可以到哪儿去找。那老仆人走出了房间，立刻带着一只小箱子回来了。

“您允许我们打开这只箱子吗？”公证人问。诺瓦蒂埃表示可以。他们打开了箱子，找到了写有九十万法郎的银行存单。第一位公证人一边逐张察看，一边递给他的同僚。总数与诺瓦蒂埃所说的完全相符。

“他说得一点不错，”第一位公证人说道，“他的脑子看来根本没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了。”于是他转过身去对那老人说道，“那么，您有九十万法郎的原始资金，根据您的投资方式，它应该能产生四万里弗左右的收入是吗？”

“是的。”

“您愿意把这笔财产给谁？”

“噢！”维尔福夫人说道，“这事再清楚不过了。诺瓦蒂埃先生极疼爱他的孙女儿维尔福小姐，她服侍了他六年，她很孝顺地照顾他，所以她的祖父很爱她，甚至几乎可以说很感激她，现在她可以享受孝顺所带来的好处了，这原是很公平的。”

诺瓦蒂埃眼睛里的表情清楚地表明他并没有被维尔福夫人那一篇虚情假意的话所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