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中，我假想自己是莎莉文小姐，向自己描述金黄色的秋叶：“呵，夏日流逝，用什么来安慰我的寂寞，惟有那绚丽多彩的秋叶。”而这正是康贝尔小姐那篇小说中的句子。

把自己喜欢的句子同化，然后当作自己的想法一样把宇句再另写出来，这种情况常常在我早年的信件和初期的作品中出现。在一篇描写希腊和意大利古城的文章中，套用了一些现在已经遗忘出处但是生动又变幻多端的描述。我知道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古迹，对意大利和希腊更是情有独钟。因而我在读书时，便特别细心地从诗集和史书中摘录能取悦于他的片断，而安那诺斯先生在称赞我的这些描写古城的作文时也说：“饶有诗意。”

但我不明白，他竟然相信一个又盲又聋的＊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不过，我也曾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被看成一文不值，这毕竟说明我已经能够运用清晰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好富有诗意的意境的欣赏了。

早期作品只不过是智力训练，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是经由模仿和吸收，逐渐学会把所想到的用文字表达出来。凡是在书中能引起我兴趣的东西，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在脑子里，化为自己的东西。

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初学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摹仿自己最钦羡的作品，然后以一种惊人的变化力来转化它。哪怕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驾御所有拥塞在思想道旁文字的领域。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过程。说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书上的东西已成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结果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破碎布拼凑而成的衣服，虽然是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

同样，我的作文虽说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困难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还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如何用所学到的语言来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就像是摆七巧板，我们脑子里先有了一个图样，然后用语言把它描绘出来。但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合适，即便这样，我还是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因为我知道，既然别人做成功过，我也一定能成功，怎么能认输呢？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

虽然我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笔能有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痛楚的。

从另一方面说，这桩不愉快的事件，对我也不无好处，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以后，安那诺斯先生在写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8 人组成的：4 个盲人，4 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其中4 人认为我当时心里明白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不然。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发生的事果然证实了我的预感。在这以前，也正是在那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把我抱在膝上，放下手里的工作，陪我玩上一阵子。我感觉得到，在发生那事件以后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入学校为什么要调查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后来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当时我激动得顾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里感到很恐惧，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的确，当时我几乎没有想我该说些什么以及人们对我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