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人急匆匆进来，通报：“德某某公爵先生。”

这位公爵五十岁年纪，穿戴如浪荡子，走起来一蹦一蹦地。他的脑袋狭长，鼻子很大，面呈钩状，向前突出。要比他的神情更高贵、更空洞，也难。他一到，会议就开始。

德拉莫尔先生的声音猛地打断了于连对于相貌的观察。“我向诸位介绍索莱尔神甫先生，”侯爵说，“他的记忆力惊人，一个钟头之前我才跟他谈到他有幸担负的使命，为了证明他的记忆力，他背出了《每日新闻》的第一版。”

“啊！那位可怜的Ｎ……的国际新闻，”房主人说。他急忙拿起报纸，表情滑稽地看着于连，竭力显示自己很重要：“背吧，先生，”他说。

一片寂静，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于连；他背得滚瓜烂熟，背了二十行，“够了，”公爵说，那个目光如野猪样的小个子坐下了。他是主席，因为他刚落座，就指了指一张牌桌，示意于连把它搬到他身边。于连带着书写用具坐下了。他数了数，十二个人坐在绿台布周围。

“索莱尔先生，”公爵说，“您到旁边的屋子里去，一会儿有人叫您。”

房主人显得颇不安，“护窗板没有关上，”他稍稍压低声音对旁边的人说，又对于连愚蠢地喊道，“从窗口看也没有用。”于连想，“我至少是被卷进了一桩阴谋。幸好不是通向格莱沃广场的那种。如果有危险，我也应该去，为了侯爵就更应该去。如果我有机会弥补我那些疯狂之举将来会给他带来的烦恼，那该多好！”

他一边想着他那种种的疯狂和他的不幸，一边察看周围的环境，直看得牢记在心，永远不忘。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他根本没听见侯爵对仆人说街道的名字；侯爵乘了一辆封闭的马车，这在他是从未有过的。

于连这样想啊想，想了好久。于连所在的客厅，墙上张着红色天鹅绒帷幔，饰有很宽的金线。靠墙的小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象牙十字架，壁炉上摆着德迈斯特先生的《论教皇》，切口涂金，装帧豪华。于连打开书，免得人家说他在听。隔壁房间里，说话的声音有时很高。终于，门开了，有人叫他。

“请你们记住，先生们，”主席说，“从现在起，我们是在德某某公爵先生面前说话。这位先生，”他指了指于连，“是一位年轻的教士，忠于我们的神圣事业，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很容易地把我们的发言的每一句话复述出来。”

“请先生发言，”他说，指了指态度慈祥、穿着三、四件背心的那个人。于连觉得直呼背心先生更来得自然。他摊开纸，写了很多。

（这里作者原想放一页删节号，“那样未免不雅，”出版者说，“对一本如此浅薄的书来说，不雅就是死亡。”）是挂在文学脖子上的一块石头，不出六个月，就会让它沉下去。在妙趣横生的想象中有了政治，就好比音乐会中放了一枪。声音不大，却很刺耳。它和任何一种乐器的声音都不协调。这种政治必然会惹恼一半读者，并使另一半读者生厌，他们已经在早晨的报纸上读到了更专门、更有力的政治了……”

“如果您的人物不谈政治，”出版者又说，“那他们就不是一八三０年的法国人了，您的书也就不像您要求的那样是一面镜子了

于连的记录有二十六页，下面是一个大为减色的摘要，因为依例要删去可笑之处，太多了会显得讨厌或不大真实（参阅《法庭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