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生来不凡，我亲爱的索莱尔，”他们对他说，“您天生一副冷脸，距现时的感觉千里之遥，我们用尽千方百计而终不可得。”

“您不理解您的时代，”科拉索夫亲王对他说，“您要永远和人们对您的期待背道而驰。我以名誉担保，这是时代的唯一宗教。勿疯狂，勿造作，因为人们期待于您的正是疯狂和造作，而那条格言也就实现不了了。”

有一天，菲茨－福尔克公爵请于连和科拉索夫亲王吃晚饭，他在客厅里大出风头。人们等了一个钟头。于连在二十个等待着的人当中的举止，至今驻伦敦大使馆的年轻秘书们还津津乐道，他的神态真是妙不可言。

他不顾他那些浪荡朋友的反对，一定要去看望著名的菲利普范恩，自洛克以降英国唯一的哲学家。他见他的时候，他正要结束第七年的监禁。“在这个国家里，贵族是不开玩笑的，”于连想；“而且，范恩已经声名扫地，备受诋毁……”

于连发现他精神饱满，贵族的狂怒消除了他的烦闷。“瞧，”于连走出监狱时对自己说，“这是我在英国看见的唯一的快活人。”

“对暴君最有用的观念是上帝的观念，”范恩曾对他说。

他的犬儒主义的体系的其余部分，我们略去不谈了。

他回来后，德拉莫尔先生问：“您从英国给我带回什么有趣的思想？”……他不说话。“您带回什么思想了，有趣还是没有趣？”侯爵又急急问道。

“第一，”于连说，“最明智的英国人每天都有一个钟头是疯狂的；他有自杀这个魔鬼光顾，此为国家之神。

“第二，在英国上岸后，机智和才华都要贬值百分之二十。

“第三，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英国风景更美丽、更动人、更值得赞赏。”

“该我说了，”侯爵说，

“第一，为什么您要到俄国大使的舞会上去说法国有三十万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渴望战争？您以为这种话是国王们爱听的吗？”

“跟我们那些大外交家们说话，真不知如何是好，”于连说，“他们动辄进行一本正经的讨论。如果说些报纸上的老生常谈，您就会被当成傻瓜。如果胆敢说些真实的、新鲜的东西，他们就会大吃一惊，不知回答什么好，而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他们会派大使馆一等秘书来对您说，您失礼了。”

“不坏，”侯爵笑着说。“尽管如此，我敢打赌，思想深刻者先生，您没有猜到您为什么去英国。”

“请原谅，”于连说；“我每个礼拜一次去国王的大使那里吃晚饭，他是个最有礼貌的人。”

“您是去找这枚勋章呀，”侯爵对他说。“我不想让您脱掉这身黑衣服，而我己习惯于和穿蓝衣服的人用那种更有趣的口吻说话。在没有新的命令之前，请您听好：当我看见这枚勋章时，您就是我的朋友肖纳公爵的小儿子，六个月之前就被雇用在外交界工作，不过自己并不知道。请您注意，”侯爵补充说，神色很严肃，并且打断了于连感激的表示，“我决不想改变您的身份。对保护人和被保护人来说，那都是一个错误和一个不幸。什么时候我的那些官司让您厌倦了，或者您不再适合我了，我会为您请求一个好的本堂区，像我们的朋友彼拉神甫的那个本堂区一样，仅此而已，”侯爵用很生硬的口气补充说。

这枚勋章让于连的自尊得到满足，话也多得多了。他自以为不那么经常地受到一些可能引起不礼貌解释的话的冒犯了，或者成为这些话的目标，而在热烈的谈话中，这种话的含义不是一下子就能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