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莫尔侯爵接待彼拉神甫，毫无那种大贵人常有的繁文缛节，这等繁文缛节看上去彬彬有礼，但明眼人一望便知是多么地傲慢无礼。那是浪费时间，而侯爵在一些大事中已卷入很深，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多年以来，侯爵始终要求他的律师就他在弗朗什－孔泰的官司写一份清晰准确的报告，然而竟不可得。那位有名的律师自己都弄不明白，如何能给他解释清楚呢？

神甫给了他一方纸片，一切就都了然。

“我亲爱的神甫，”侯爵对他说，没用五分钟就说完一切客套话和关于个人事务的询问，“我亲爱的神甫，在我的所谓飞黄腾达中，我没有时间去关心两件虽小却重要的事：我的家庭和我的买卖。我从大处注意家族的境遇，我可以便它有很远大的发展；我注意我的享乐，至少在我看来这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他补了一句，无意中发现彼拉神甫眼中的惊奇。尽管神甫是个通情达理之人，还是因看见一个老人这样坦率地谈论自已的享乐而感到惊奇。

“巴黎无疑有很多勤奋工作的人，”这位大贵人继续说，“但是我找到一个人来工作，他原来栖身在六层楼上，立刻就在三层租一套房子，妻子也选日子接待客人；结果他不再工作，不再努力，除非为了成为或显得像个上等人。这是他们有了面包之后唯一的事情。

“确切地说，为了我的诉讼，而且为了分开来看的每一件诉讼，我都有累得要死的律师，前天就有一位死于肺病。对于我的事务，总的来说，您相信吗，先生？三年来，我竟找不到一个人，在他为我写东西的时候肯多少认真地想想他在干什么。不过，刚才说的这些不过是个开场白而已。

“我尊敬您，我还敢说，尽管我第一次见到您，可我爱您。您愿意做我的秘书吗，薪水八千法郎或者加倍？我跟您打赌，即便如此，还是我赚。将来有一天我们彼此不再相得，我负责为您保留那个好堂区。”

神甫拒绝了；不过，谈话快结束的时候，他看见侯爵确实作难，这倒启发他有了个主意。

“我在神学院里丢下一个可怜的年轻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在那儿将受到粗暴的迫害。如果他是个一般的教士，也早就inpace了。

“迄今为止，这年轻人还只知道拉丁文和《圣经》；但是有朝一日他将施展巨大的才能，或者用于讲道，或者用于指导灵魂，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他将来做什么，但是他有神圣的热情，他有远大的前程。我原本打算把他荐给我们的主教，假如我们的主教多少有些您看人看事的方式的话。”

“您的年轻人什么出身？”侯爵问。

“大家说他是我们山里一个木匠的儿子，可我更相信他是某个富人的私生子。我曾见他接到一笔匿名或化名的信，其中有一张五百法郎的汇票。”

“啊！是于连索莱尔，”侯爵说。

“您从哪儿知道他的名字？”神甫惊奇地问，旋即因这问题而脸红了。

“这我就无可奉告了，”侯爵答道。

“那好！”神甫说，“您可以试试让他做您的秘书，他有毅力，有理智；一句话，值得一试。”

“为什么不？”侯爵说，“不过，这是不是一个可以被警察或其他什么人收买来我家当密探的人呢？如若反对，这是唯一的理由。”

在神甫做出有利的担保之后，侯爵取出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把这个寄给于连索莱尔做盘缠，让他上我这儿来。”

“一看就知道您住在巴黎。”彼拉神甫说，“您不知道专横暴虐是如何压在我们这些可怜的外省人身上的，尤其是那些不以耶稣会士为友的教士们。他们不会让于连索莱尔走的，他们会找出种种巧妙的借口，他们会跟我说他病了，邮局也会把信弄丢，等等，等等。”

“我这几天让部长给主教写一封信，”侯爵说。

“我忘了一件应该注意的事，”神甫说，“这年轻人尽管出身卑微，心气却高远，如果伤了他的自尊，他就不会有任何用处；您会使他变得愚蠢。”

“我喜欢这样，”侯爵说，“我让他做我儿子的朋友，这够了吗？”

不久，于连收到一封笔迹陌生的信，盖有夏隆的邮戳，内中有一张到贝藏松一商人处的取款凭证，还有一份立即前往巴黎的通知，信上署的是假名，但是于连打开时不禁打了—个寒战：一片树叶落在脚下，这是他和彼拉神甫商定的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