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下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杰出的天才。从“血字的研究”第一次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介入，毫无疑问，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尽管写得很不连贯，而且我深深感到写得极不充分，但我总是竭尽微力把我和他共同的奇异经历记载了下来。我本来打算只写到“海军协定”一案为止，绝口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惆怅的案件。

两年过去了，这种惆怅却丝毫未减。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发表了几封信，为他已故的兄弟辩护。我无可选择，只能把事实真相完全如实地公诸于众。我是唯一了解全部真相的人，确信时机已到，再秘而不宣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据我所知，报纸上对此事只有过三次报道：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内瓦杂志》；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国各报刊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封信，那是最近才发表的。第一次报道和第二次报道都过分简略，而最后一次，正如我要指出的，是完全歪曲事实的。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第一次公之于众。

读者可能还记得，自从我结婚及婚后开业行医以来，福尔摩斯和我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

当他在调查中需要个助手时，依然不时来找我，不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在一八九○年，我只记载了三件案子。这一年冬天和一八九一年初春，我从报上看到福尔摩斯受法国政府的聘请，承办一件极为重要的案子。我接到福尔摩斯两封信，一封是从纳尔榜发来的，一封是从尼姆发来的，由此，我猜想他一定要在法国逗留很长时间。然而，非常出人意外的是，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间，我见他走进我的诊室。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看来比平日更为苍白和瘦削。

“不错，我近来把自己搞得过于筋疲力尽了，”他看到我的神情，不等我发问，抢先说道，“最近我有点儿吃紧。你不反对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吧？”

我用以阅读的那盏灯，摆在桌上，室内仅有这点灯光。福尔摩斯顺墙边走过去，把两扇百叶窗关了，把插销插紧。

“你是害怕什么东西吧？”我问道。

“对，我害怕。”

“怕什么？”

“怕汽枪袭击。”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你对我是非常了解的，华生，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是，如果你危险临头还不承认有危险，那就是有勇无谋了。能不能给我一根火柴？”福尔摩斯抽着香烟，好象很喜欢香烟的镇静作用似的。

“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道，“我还必须请你破例允许我现在从你花园后墙翻出去，离开你的住所。”

“可是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他把手伸出来，我借着灯光看见他两个指关节受了伤，正在出血。

“你看，这并不是无中生有吧，”福尔摩斯笑道，“这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可以把人的手弄断呢。尊夫人在家吗？”

“她外出访友去了。”

“真的！就剩你一个人吗？”

“对。”

“那么我就便于向你提出，请你和我一起到欧洲大陆去作一周旅行了。”

“到什么地方？”

“啊，什么地方都行，我无所谓。”

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福尔摩斯从来不爱漫无目的地度什么假期，而他那苍白、憔悴的面容使我看出他的神经已紧张到了极点。福尔摩斯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这种疑问，便把两手手指交叉在一起，胳膊肘支在膝上，作了一番解释。

“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有个莫里亚蒂教授吧？”他说道。

“从来没有。”

“啊，天下真有英才和奇迹啊！”福尔摩斯大声说道，“这个人的势力遍及整个伦敦，可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他。这就使他的犯罪记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严肃地告诉你，华生，如果我能战胜他，如果我能为社会除掉他这个败类，那末，我就会觉得我本人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然后我就准备换一种比较安静的生活了。有件事请不要告诉外人，近来我为斯堪的那维亚皇室和法兰西共和国办的那几件案子，给我创造了好条件，使我能够过一种我所喜爱的安静生活，并且能集中精力从事我的化学研究。可是，华生，如果我想到象莫里亚蒂教授这样的人还在伦敦街头横行无忌，那我是不能安心的，我是不能静坐在安乐椅中无所事事的。”

“那么，他干了些什么坏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