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对我这一番简单明了的描述十分满意。他说他希望我们回英国后我能把这一切写下来公之于世。我的口答是：我觉得我们写旅行的书已经太多了，现在不来点别出新裁根本就不行。我因此很怀疑一些作家考虑的不是什么真实性，而是他们自身的虚荣心和利益，要么就是为了博得无知读者的欢心。我的故事却只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件，别的很少，我不会像大多数作家那样，笔底下尽是些关于奇怪的草、木、鸟、兽，或者野蛮民族的野蛮风俗、偶象崇拜等等华而不实的描写。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谢他的好意，并答应他考虑写书的事。

他说，有一件事他觉得很奇怪，就是我说话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大？他问我是不是那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后都耳朵有毛病？我跟他说，两年多来我一直这么说习惯了。我也觉得很奇怪，他和水手们说话的声音低得像是在耳语，不过我听还是听得蛮清楚的。在那个国家里，我说话就像一个人站在大街上跟另一个从教堂的塔顶向外探望的人说话一样，除非他们把我放在桌上，或者托在什么人的手上，说话声音才不必那么响。我告诉他，我还注意到了另一件事，就是我刚上船那会儿，水手们全都围着我站着，我都以为他们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不起眼的小人儿呢。真的，我在那个君王的国土上的时候，两眼已经看惯了庞然大物，一照镜子就受不了，因为相形之下，实在自惭形秽。船长说我们一道吃晚饭时，他就发觉我看什么东西都带一种惊奇的目光，好像总忍不住要笑似的，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好认为我有点神经失常。我回答说他讲得很对。我看到那菜盘子只有三便士银币那么大，一条猪腿几乎不够一口吃的，酒杯还没有胡桃壳大，我怎么能忍住不笑。我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把他的其余家用器具和食物形容了一番。我在为王后效命时，虽然她吩咐人给我预备了一整套小型日用品，我却一门心思只在我周围看到的那些大东西上，就像人们对待自己的错误一样，我对自身的渺小故意视而不见。船长很能领会我这善意的嘲笑话，就轻快地引用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来回敬我，说他怀疑我的眼睛比肚子还大，因为我虽然饿了一天了，他却发现我的胃口并不怎么好。他还继续往下开玩笑，坚决说他乐意出一百英镑看鹰叼着我那小屋，再从极高的空中把它丢进海里。他说那情景一定惊心动魄，值得写下来传之后世；那和法厄松[注]的故事显然可以相提并论，不过我却不大欣赏他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船长前面是在越南的东京，这时正在返回英国的途中。船正朝东北方向行驶，方位北纬四十四度，东经一百四十三度。但是我上船后两天就遇到了贸易风。我们向南航行了很长时间，又沿新荷兰[注]海岸航行，之后一直走西南西的航线，再改走南南西，直到绕过了好望角。我们一路上十分顺利，我就不再把每天的航行日记拿到这里来费读者的神了。船长在一两个港口停了船，派人坐长舢板前往采购食品和淡水。不过我在到达唐兹锚地前一直没有下过船。我们于一七○六年六月三日到达唐兹锚地，这时离我脱险大约已有九个月了。我提出留下我那些东西作为我搭船的费用，但船长坚决表示他分文不收。我们亲切话别，同时他答应以后上瑞德里夫我家里来看我。我还问船长借了五先令，雇了一匹马和一位向导回家而去。

一路上，我见到房屋、树木、牲口和人都小得很，就开始以为自己大概是在利立浦特。我怕踩倒我所碰到的每一个行人，常常高声叫喊要他们给我让路。由于我这样无礼，有一两次我差点叫人打得头破血流。

我向别人打听后才找到了自己的家。一位佣人开了门，因为我怕碰着头，所以就像鹅进窝那样弯腰走了进去。我妻子跑出来拥抱我，可我把腰一直弯到她的膝盖以下，认为如果不这样她就怎么也够不到我的嘴。我女儿跪下来要我给她祝福，可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已习惯于站着仰头看六十英尺以上的高处，所以直到她站起身来，我才看见她，这时才走上前一手将她拦腰抱起。我居高临下看了看佣人和家里来的一两个朋友，好像他们都是矮子，我才是巨人。我对妻子说，她太节省了，因为我发现她把自己和女儿都快饿得没有了。总之，我的举动非常不可思议，大家就同那船长初见我时一样，断定我是神经失常了。我提这一点，是为了证明，习惯和偏见的力量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