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上列车不间断。德国人在撤退。他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然后分批登车离去。据说，离这里二十俄里的地方，起义者和撤退的德军在交战。你是知道的，德国也发生了革命，他们急着回国去。火车站的工人快跑光了。像要出什么事，我说不上来，可心里惶惶然不可终日。等你的回信。

爱你的　冬妮亚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着乌克兰。愈来愈多的人拿起了武器，每一次战斗都有新的人参加进来。

小市民过惯了的那种安宁平静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了。

战争的风暴袭来，隆隆炮声震撼着破旧的小屋。小市民蜷缩在地窖的墙根底下，或者躲在自家挖的避弹壕里。

佩特留拉手下那些五花八门的匪帮在全省横冲直撞，什么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格尔、戈尔季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小头目，这些数不清的各式各样匪徒，到处为非作歹。

过去的军官、右翼和“左翼”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党徒，一句话，任何一个不要命的冒险家，只要能纠集一批亡命徒，就都自封为首领，不时还打起佩特留拉的蓝黄旗，用尽一切力量和手段夺取政权。

“大头目佩特留拉”的团和师，就是由这些乌七八糟的匪帮，加上富农，还有小头目科诺瓦利茨指挥的加里西亚地方的攻城部队拼凑起来的。红色游击队不断向这帮社会革命党和富农组成的乌合之众冲杀，于是大地就在这无数马蹄和炮车车轮下面颤抖。

在那动乱的一九一九年的四月，吓得昏头昏脑的小市民，早上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推开窗户，提心吊胆地询问比他起得早的邻居：“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天城里是哪一派掌权？”

那个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一边系裤带，一边左右张望，惶恐地回答：“不知道啊，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夜里开进来一些队伍。等着瞧吧。要是抢劫犹太人，那就准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们’，那一听说话，也就知道了。我这不是在看吗，看到底该挂谁的像，可别弄错了，招惹是非。您知道吗，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就是因为没看准，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像挂了出去。刚好有三个人冲他走过来，没想到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们一看见列宁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家伙，一口气抽了他二十马鞭，一边打一边骂：‘狗杂种，共产党，我们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不管格拉西姆怎么分辩，怎么哭喊，都不顶事。”

正说着，有一群武装人员沿着公路走来。他们俩看见，赶紧关上窗户，藏了起来。日子不太平啊！……

至于工人们，却是怀着满腔的仇恨瞧着佩特留拉匪帮的蓝黄旗。他们还没有力量对抗“乌克兰独立运动”这股沙文主义的逆流。只有当浴血奋战的红军部队击退佩特留拉匪帮的围攻，从这一带路过，像楔子一样插进城里的时候，工人们才活跃起来。亲爱的红旗只在市参议会房顶上飘扬一两天，部队一撤，黑暗又重新降临了。

现在这座小城的主人是外第聂伯师的“荣耀和骄傲”戈卢勃上校。昨天他那支两千个亡命徒的队伍趾高气扬地开进了城。

上校老爷骑着黑色的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尽管四月的太阳已经暖烘烘的了，他还是披着高加索毡斗篷，戴着扎波罗什哥萨克的红顶羔皮帽子，里边穿的是切尔克斯长袍，佩着全副武装：有短剑，有镶银马刀。

戈卢勃上校老爷是个美男子：黑黑的眉毛，白白的脸，只是由于狂饮无度，脸色白里透着微黄，而且嘴里总是叼着烟斗。革命前，上校老爷在一家糖厂的种植园里当农艺师，但是那种生活寂寞无聊，根本不能同哥萨克头目的赫赫声势相比。于是，这位农艺师就乘着浊流在全国泛滥的机会，浮游上来，成了戈卢勃上校老爷。

为了欢迎新来的队伍，城里唯一的剧院正在举行盛大的晚会。佩特留拉派士绅界的全部“精华”都出席了：一些乌克兰教师，神甫的大女儿、美人阿妮亚，小女儿季娜，一些小地主，波托茨基伯爵过去的管事，自称“自由哥萨克”的一帮小市民，以及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党徒。

剧场里挤得满满的。女教师、神甫的女儿和小市民太太们穿着鲜艳的乌克兰绣花民族服装，戴着珠光宝气的项链，饰着五彩缤纷的飘带。她们周围是一群响着马刺的军官。这些军官活像古画上的扎波罗什哥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