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住了几天。这个机关的首长又帮助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比较简单和容易做到的事，只有生活像铁环那样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业绩。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这十八个月里他遭受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将来有一天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着给他做做瞳孔手术。建议他目前先进行外科治疗，消除炎症。

他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只要医生认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当保尔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颈部，切除一侧甲状旁腺的时候，死神的黑翅膀曾经先后三次触到他身上。然而，保尔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达雅在外面提心吊胆地守候，手术过后，她看见丈夫虽然像死人一样惨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气，并且像平常一样，温柔而安详。

“你放心好了，小姑娘。要我进棺材不那么容易。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干一场，偏要跟那些医学权威的结论捣捣乱。他们对我的病情做的诊断都正确，但是硬说我已经百分之百地丧失了劳动力，那是完全错误的。咱们还是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设者的行列。

冬天过去了，春天推开了紧闭着的窗户。失血过多的保尔挺过了最后一次手术，他觉得医院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十几个月来，看的是周围人们的种种痛苦，听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号，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还要困难得多。

医生建议他再做一次手术，他冷冷地一口拒绝说：“算了，我做够了。我已经把一部分血献给了科学，剩下的留给我做别的用吧。”

当天，保尔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请中央委员会帮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来，因为他的妻子就在这里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没有好处。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党请求帮助。

莫斯科市苏维埃收到他的信以后，拨给他一个房间。于是他离开了医院，唯一的希望是永远不再回到这里来。

房子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胡同里，很简陋，但是在保尔看来，这已经是最高的享受了。夜间醒来的时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经离开了医院，而且离得远远的了。

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她顽强地工作着，尽管个人生活中有那么大的不幸，她并没有落在其他突击手的后面。群众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选举她当了厂委会的委员。保尔为妻子成了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前来探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热情洋溢地告诉她，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新回到战士的行列。

巴扎诺娃注意到保尔两鬓已经出现了白发，她低声对他说：“我看得出，您是经受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没有失去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您做了五年准备，现在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不过，您怎么写呢？”

保尔笑了笑，安慰她说：“明天他们给我送一块有格的板子来，是用硬纸板刻出来的。没有这东西我没法写。写写就会串行。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空格，写的时候，铅笔就不会出格了。看不见所写的东西，写起来当然挺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怎么也写不好，现在我慢慢写，每个字母都仔细写，结果相当不错。”

保尔开始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