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的东西也卖卖。

反正我得有钱花，你们怎么弄到钱，那我不管。”

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这个弱点。他对两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却逍遥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长茧的有力的手。

达雅满十八岁了。她长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带条纹的工装上衣，紧紧箍着她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只柜橱，柜橱上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深红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

“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是您看，为您竟破了例。”廖莉娅开妹妹的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

他气恼地寻思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读了吧？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就是说，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暗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老爷们打架，小人们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只眼睛冒火似的，盯着老头子。

“你说的老爷们指谁？”他一字一句地问。

“随便说说罢了。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轻时候当过一阵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闲谈，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看清了——得多替自己着想，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谁也不会白给你吃闲饭。眼下我是这么个看法：我给你干活——你给钱，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这些废话全是说给傻瓜听的。还有什么自由啊，你给白痴自由，他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我对现今的政府不满意，那是因为我看不惯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道。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全扔到了脑后。说结婚就结，说离婚就离。一百个自由。”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喘过气来以后，他指着廖莉娅，说：“这不是，谁也没问，就跟那个野汉子同居了；跟谁也没商量，又散了伙。现在倒好，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太不像话了！”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藏起满眼的泪水，不让保尔看见。

“照您这么说，她倒应该跟那个寄生虫过下去？”保尔问，两只眼睛燃烧着怒火，直瞪着老头子。

“本该先看好了，要嫁的是个什么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谈话，她强忍住满腔恼怒，断断续续地说：“我说，老头子，你干吗当着外人的面谈这个呢？谈点别的不行吗？”

老头子猛地凑到她跟前：“该说什么，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训起我来了？眼下这世道，甭管你说什么，都叫人生气。

“比方昨天吧，我听帕韦尔安德列耶维奇开导他那几个女儿，对，好像是他，没错。练嘴皮子你是把好手，这我没说的，可除了嘴皮子，总还得喂饱肚子吧。你就这么叫她们去过新生活？这几个傻瓜脑袋什么都能灌得进去。再说廖莉娅这新生活吧，连饭碗都砸了。失业的人多如牛毛。得先把他们喂饱，然后再叫他们洗脑筋，年轻人。你告诉她们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好哇，那你把她们领去，养着去。眼下她们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